第390章 灭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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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横的东齐自顾不暇之际，田荣的西齐根本无法独自应对超过二十万秦军部队兵分三路的猛烈攻势。

一路主要是从赵郡由楼船士部队运输渡过河水，然后从西齐北部边境南下的王离麾下大军。

这一支大军主要是由北疆军团残部作为主力，所以对于这一带地区的地形也算得上是比较熟悉。

在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当中，王离连下二十余城，并且与张嘉师麾下兵出三川郡的秦军中央兵团主力会师，在济阴一带与齐军主力对峙。

张嘉师麾下的秦军中央军团主力，在兵出三川郡之后，迅速攻入了齐国边境组织起来的防御线之后，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迅速平定河东郡。

在进入到齐国故地之后，张嘉师取道济阴而不是看起来更加易攻难守的一条远路。

这一条远路的核心所在是位于已经被楚国灭亡的鲁国故地。

张嘉师没有听从儒学博士叔孙通的建议，取道曲阜一带然后继续向临淄进军。

这么一个建议，张嘉师没有听从，并不是说张嘉师对于这些儒学博士有什么不好的看法，相反，在得到了叔孙通等人的投效之后，张嘉师手底下的文官短缺问题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张嘉师在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治理国家之后，发现了自己曲解了儒学。

虽然现在的儒学确实也是不乏一些见识迂腐之辈，但是更多的，张嘉师认为现在的儒家，比起他从后世的认识要有三个方面的优越点：

一：现在的儒生讲求的是“君子六艺”为主要修课方式，而非后世的那种八股文章。

君子六艺到底是什么东西？

“君子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也。《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六种对于先秦文学影响非常大的六经：谓《易》、《书》、《诗》、《礼》、《乐》、《春秋》。

在“君子六艺”的说法当中，五礼即：“吉”礼，用于祭祀；“凶“礼，用于丧葬；“军”礼，用于田猎和军事；“宾”礼，用于朝见或诸侯之间的往来；“嘉”礼，用于宴会和庆贺。

六乐即:“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古乐名。

古人认为，音乐具有教化、认知、审美及娱乐等功能。其中最主要的，则是教化。所谓教化，即是对美好心灵品质的培育与提升。心灵的本性应该是从善、从美的，教化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弃恶从善，使人的心灵从丑恶的边缘回归到真善美。音乐作为人类创造的灿烂文化之一，以其揭示人类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的特殊而又巨大的功能，已成为人类心灵世界的一个伊甸园，也成为实现人类自身价值的途径。

五射即:“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白矢即箭穿过鹄的，要用力适当，恰中目标，刚刚露出白色箭头。参连即先发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中的，看上去像是一根箭。剡注即箭射出，箭尾高箭头低，徐徐行进的样子。襄尺的襄读让，臣与君射，不与君并立，应退让一尺。井仪即连中四矢，射在鹄的上的位置，要上下左右排列像个井字。

这一点也就是说懂得五射的儒生，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善于射术的武士。

五御即驾车的技巧，包括:“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鸾、和都是车上的铃铛，车走动时，挂在车上的铃铛要响得谐调。逐水曲即驾车经过曲折的水道不致坠入水中。过君表即驾车要能通过竖立的标竿中间的空隙而不碰倒标竿。舞交衢即驾车在交道上旋转时，要合乎节拍，有如舞蹈。逐禽左即在田猎追逐野兽时，要把猎物驱向左边，以便坐在车左边的主人射击。

五御同样也不例外，因为能够做到驾驭战车到这个地步，恐怕就算是没有经历过训练的孔武有力之人，都无法轻松完成这种五御方式。

六艺中的书，即识字，为基础课之一。现在流传下来的“六书”指六种制造汉字的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但是古代并没有对六书有着比较详细的解释，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中没有对“六书”详细的名称，也没有对六书的解释。西汉刘歆《七略》：“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是对六书最早的解释，象形、象事、象意、象声指的是文字形体结构，转注、假借指的是文字的使用方式。

九数即九九乘法表，古代学校的数学教材。六艺中的数同样是一门基础课，蕴含着十分深奥的学问。在古代中国，数学和阴阳风水等“迷信”活动一起，被归入术数类。它的主要功能除了解决日常的丈量土地、算账收税等实际问题，就是要计算天体，推演历法。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君子六艺就是一种全面发展一个人能力的教育方式，哪怕是墨家都无法像儒家那样，对自己门徒实行这种教导方式。

而后世的儒生，他们所信奉的是程朱理学。

但是这种程朱理学，早就饱受质疑：

明末，湖北人后起儒家李贽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清朝以后，反禁欲命题态势一度形成。颜元此後力反程朱、老佛的守静与虚学，其中痛斥朱熹是“满口胡说”、“自欺欺世”，“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5]；又批程朱“徒见道於纸，谈道於口，考道於笔”。他深感“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他说：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

清代戴震认为：“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而且不仅如此，明朝中期还有一个人对程朱理学进行大量的实际性批判，这个人就是王阳明以及他的阳明心学。

在阳明心学当中，因为元代以及明初以来流行的程颐朱熹一派的理学强调格物以穷理，王阳明则继承宋代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王阳明的主张为其学生们继承并发扬光大，并以讲会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其中又以泰州学派（又被称作左派王学）将其说法推向一个极端，认为由于理存在于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尧舜”，“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即使不是读书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王学这种“心即理”看法的发展，也影响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对于****的正面主张和看法，由于心即理，因此人欲与天理，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那样对立，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

而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贽，徐阶，张居正，唐顺之。尤其是张居正因为信奉阳明心学，进行了对大明帝国几乎说是可以力挽狂澜的改革。要不是因为明神宗的缘故，恐怕张居正的改革将会影响到整个历史的走向。

可以说，心学的“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的观点，在很多方面而言，就是更加务实的一种儒家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