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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嫁公主在和亲过程中还带走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生产工匠以及农作物稻种、农业器具等。”这一句话确切表明了一点,那就是匈奴人在汉武帝时期的国力巅峰,主要就是因为和亲才会达到这个效果。
当然,这个情况不是绝对的。
这也引出了匈奴人在技术方面,短期得到飞跃性发展的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秦末汉初的战乱。
战乱当中,大秦帝国为了平定叛乱,让王离,渉间以及苏角等北疆军团将领率军南下,结果在巨鹿一战当中大败亏输,全军覆没,这也导致了长城地区的防务空虚。
匈奴人在这一段时期,在冒顿的统率下,袭击东胡,灭之,迅速西近,又攻灭月氏,这时大约正是秦二世末期即大泽乡起义之时。冒顿之后继续吞并其他部落如零丁及西域诸国,最终统一了所有的北方草原地带,东西万余里,控弦之士四十万。大约在向西北扩张的同时匈奴掠取了被秦将蒙恬占领的河南地,隔故塞与中国相望,并不时入侵中国边郡。
这两个情况看起来不搭边,但是也就是因为长城的防务空虚,才会导致匈奴人入侵北方边郡掠夺人口以及文明产物,迅速拉近了双方之间的科技差距。
……
在胡服骑射之后,骑士部队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而且逐渐占据了相当的部队编制。
在《汉书》当中有一个记载:“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昂。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威侯赤为内使,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
从这个记载当中说明了此时汉军的骑兵在单场战役中的参战规模和所占兵力比例明显增大,已经不再仅仅担任辅助作用了,而引起了这个情况的最主要原因,那就是西汉王朝在这个时候,已经有效提升了骑士部队的作战能力。
要不然,以当其时的环境而言,骑士部队就算是编制再多,都很难在对抗匈奴的战斗当中,起到足够的作用。
虽然没有足够的资料表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导致汉朝的骑兵重要性一下子提升这么多,但是无法否认的事情是,在汉武帝时期,骑士部队的作战能力已经相当成熟,要不然也不会出现以下几个对于这一段时期的骑兵部队作战描述(这些内容主要出自《史记》):
“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
“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
“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
“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余里,击匈奴,过屠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出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12“秋,蝗。遣浚稽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
“夏五月,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与天山,斩首虏万余级。”
“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因杼将军公孙敖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强弩都尉路博德步兵万余人与贰师会。”
“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
这也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在对抗外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的作战当中,骑士部队已经成为相当重要的编制,甚至是主力。
要不然,就算是以综合部队的作战能力而言,都有可能出现打得过但是无法对对方带来有效杀伤的作战结果。
而在中国历史上到底什么时候出现马鞍跟马镫这种产物,文献记载以及出土实物之间的对比,却有着很大的误差。
在《史记》当中有这个记载:“匈奴追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
这种转身后射的情况,说明此时应已有马鞍和马镫的使用。因为没有马鞍的时候,在奔马上射箭极为困难,因为骑手一边要双腿使劲夹住马腹并保持平衡,一边还要双臂用力拉开弓并尽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标,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作战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难于实行的,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停住马射箭或干脆下马发射;当高桥马鞍投入应用后,它给予骑手一个纵向的稳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飞驰时向前方射箭,但由于横向上无有效支撑,朝左右方向甚至转身向后射箭时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险的,前面引用西方学者的评价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在中国所发现的最早表现高桥马鞍的文物是东汉末年作品,如雷台汉墓出土的骑俑和鞍马彩绘木雕。
但是也可以从这方面推断出一点,那就是中国骑士部队普及高桥马鞍的时间,绝对不晚于出土文物所代表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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