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九十四章：韩云华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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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这样的，自从将八路军、新四军的那些高级干部调到军区之后，韩云华本人对军区的控制力明显下降了不少。当然了这只是在部队的高层表现出了这种趋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每次开会的时候，之前内军区初建，所有的军政干部都是韩云华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不管是在军事会议还是其他会议上，韩云华永远都是说一不二，他说出的话就是真理，几乎是听不到任何不同的意见。但是现在却不一样了，其他派系的干部不断地向内军区涌来，人数也呈几何级倍增，中低级干部还好说，但是高层干部任命的绝大多数都是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革据地调来的干部。所以现在在党委会上已经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了，在韩云华准备发动冒险作战的时候也有人会反对。

但是在基层的军官中韩云华依然是无人能够超越的战神，在他们心中韩云华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韩云华只要越级下达作战命令是没有人会反对的。

“说得好，党是一个集体，而不是任何人的，你这种思想很进步，你刚才所说的干部对党的忠诚性我也考虑了，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一点虽然我党我军一直在主抓，但是叛徒依然不断，除了张国焘这个我党我军的创始人之一的元老上演了一出的创始人出卖反对的丑剧以外，在开战之后我军还出现了胡国臣（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需部长，1937年12月21日率部投敌） 、安光勋（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参谋长，1938年2月13日率部投敌）、张绍东（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团长，1938年2月25日在晋东南的皋落镇投敌）、兰国清（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参谋长，1938年2月25日在晋东南的皋落镇投敌）、程斌（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第1师师长，1938年6月29日率部集体投敌）、谢文东（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1939年春在抗战处于艰苦逆境时率部投降了日军） 、滕松柏（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副军长，1939年归顺关东军当了汉奸） 、李华堂（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军长，1939年2月李华堂承认失败投降了），宋一夫（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7月率部投日）、王子孚（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3师师长，1938年8月在杀害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后投日） 、（曲成山，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1师师长，1938年9月率部投日）、董宪章（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5师师长，1938年9月率部投日）、韩铁汉（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2师参谋长，1938年10月在杀害政保师师长常有钧后投日）、关文吉（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2师师长，1938年冬率部投日）、洪喜波（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参谋长，1938年11月率部投日）、郭成（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1师师长，1938年12月被俘后投日）、关书范（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1师师长，1939年1月在投日前被发现）、滕松柏（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副军长，1939年归顺关东军当了汉奸）、李华堂（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军长，1939年2月李华堂承认失败率部投降了）、谢文东（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1939年3 月19日在抗战处于艰苦逆境时率部投降了日军）、郑鲁岩（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总指挥部宣传科长，1939年10月被俘后投日）等等败类，我们老是说人家国民政府的部队投敌之人不计其数如过江之鲭，但是我们投敌的人数也不少，所以干部的忠诚性必须要注意，必然是要吃大亏的。”主席感慨地说到。

主席说的这些人韩云华也都有一些映像，只不过知道的并不是特别清楚，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是属于东北抗联的干部，尽管东北抗联里面员不少，包括杨靖宇等人都是根正苗红的党员，然而对于东北抗联的控制力度却很弱，出现了那么多投敌的败类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八路军投敌的韩云华却是记忆尤深，就像刚刚主席提到的那个张绍东和兰国清。要说张绍东此人还是一个资历比较深的老革命了，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曾任红二十五军连长、营长，第75师第224、第223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鄂豫陕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75、第73师师长，参加了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第687团团长。

能在抗战之后八路军中担任团长的哪一个是省油的灯，只要能顺利活到建国后，那一个不是位高权重的干部，像343旅685团团长杨得志、686团团长李天佑、师属独立团团长杨成武等人，在1955年授衔的时候这些人都是被授予了上将军衔。所以张绍东此人在军中还是有一些资历和威望的，按说这样的一个老革命是不可能做出如此让人心痛的事情的，但是事情坏就坏在他有一个隐藏极深的参谋长。687团参谋长兰国清是一个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家伙，红7军出身，曾任红3军团11团参谋长。张绍东虽然过去不懂，但很快被兰国清拉下水，两人经常在一起发牢骚。而张绍东擅自违背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部队驻地搞起了“打土豪”！并且从中渔利，进而，与一个地主的大女儿勾搭成奸。纸里包不住火，旅部知道这个情况后，决定整顿队伍。这时，344旅奉命进入晋东南配合129师抗击敌9路围攻。徐海东和黄克诚率一梯队688、689团进入昔阳附近地区，二梯队687团驻皋落镇西的东治头。25日晚，团长张绍东伙同参谋长兰国清以看地形的名义，带着1、3营部分营连长和部分团机关人员携械走出军营，在半路上，张绍东和盘托出自己的打算，胁迫他们一起叛逃。尽管最后大部分人返回来了，只有张绍东、兰国清等少数人投敌。但还是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徐海东得知爱将张绍东叛逃后，顿时呕血。

这是抗战开始后八路军首例叛国投敌的事情，所以给党中央以及八路军总部很大的打击，尽管开战以来部队投敌者甚众，整个抗战期间，投敌部队近50万人，投敌将官58人、中央委员20人。其中还不含 随汪精卫、周佛海等最初投敌的。仅仅1939年，时任忠义救副总指挥的何行健在苏南率部50000人投敌，紧接着晋绥军第19军68师副师长蔡雄飞在晋西北率部投敌。但是经过长征考验的八路军不但是战斗意志还是对敌风格都有了很大的加强，率部投敌的干部还真不多。

不过韩云华却知道就在不久的将来，马上中共就会爆发新的忠诚危机，时任任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旅长的邢仁甫投敌，所以这个时候韩云华要特别提醒中央，要严防各级干部率部投敌。

对于韩云华的考虑主席也很重视，不过主席更好奇的是内军区这样一支由伪军、俘虏、农民组成的部队竟然没有出现叛逃的事件，而且战场抗命退缩的实例也很少出现。

“云华，据我所知你们军区的部队虽然成分复杂，但是部队的战斗力却很强悍，尤其是部队的战斗里更是令人惊讶，几年来你们几乎没有打过败仗，而且没有出现过部队投敌的事情，干部率领战士投敌更是没有。至于临阵退缩、溃逃的事情也很少发生，这是为什么？”主席开口道。

韩云华笑了笑说道：“其实很简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我认识，只要让那些曾经走过弯路的人知道自己的错误，同时还要在新的集体里让他们得到发挥自己能力的舞台，那么每一个人都不会也不愿意去当汉奸。此外他们这些人就算是现在回去又能得到日军的信任吗，内军区就是一个招牌，他们的大将、中将、少将都没有人能从我手里逃出去过，就凭那几条小鱼能翻出多大的浪，所以日军是不会信任他们的，跟着小鬼子干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们军区没有叛逃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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