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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来看所谓王梵志的诗“只能是动乱时期的反映”这一论断的合理性如何。

我们完全同意说王梵志的诗“着重的反映平民百姓的要求”,但我们不能同意他的进一步推论,即:这种暴露黑暗,鞭挞罪恶,为民执言的主题,只能产生在像安史之乱那样的动乱时代,在贞观、开元之时的初唐、盛唐,只能产生歌颂的主题和欢乐的情调。戴密微正是基于这一前提(虽然他没有如此明言),才推导出王梵志的诗是在属于八世纪的安史之乱这一动乱时期写作的。

是的,《毛诗序》有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个论述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是很有见地的。但应当认为,这是就整个时代文艺创作的基本特点而言,不是就每一位作家的每一部作品而言。在总的时代精神或时代风格之下,仍可以有少数或个别作家、作品的不同精神或不同风格:在太平盛世可以有暴露的主题;在动乱时代可以有对局部地区或个别清官廉政的歌颂。它们或者更深刻一些,或者也是一种补充、映衬,因之也可以有名家名作。对于文艺创作,不宜持简单化、机械化的观点。

王梵志,我认为他是经历了贞观盛世这一历史时期的。但他也经历过贞观盛世之前的艰难痛苦的过渡时期,他对此的感受更为深刻:特别是他一直生活在民间,是创造这盛世的一名牺牲者。他的诗,是婴儿降世前母亲的阵痛;他的歌,是为熊熊炉火提供能源的幽深坎坷的煤矿底层的呻吟;他的心,是与这盛世的享受者的欢乐全然两样的。像杜甫《忆昔》那样的诗,我们只能知道“小邑犹藏万家室”的盛况,却不能知道它们是怎样来的,曾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也不知道在盛世之前是否也一直是“男耕女桑不相失”。现在有了王梵志的诗,边境的白骨,内地的哭声,官吏的贪婪,为富者不仁,僧尼肥肥胖胖,生缘衣食无着……我们明白了:贞观之治原来是建立在鲜血白骨、眼泪汗水之中。这正是王梵志伟大之处,他比同时代的作家清醒而早熟。他的暴露主题先行一步,因而深刻一层。他的诗作恰好为初唐文学补足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正好反映了在封建社会,即令英明之君也是不能全扫那剥削和罪恶。我们可以说,由于王梵志是真正的民间诗人,所以他在初唐呕心沥血地创作,“写出个个笔下所无”的风格。

以前的评论者曾指出王梵志诗作的“怪僻”,“反常”、“骇俗”等,却没有深思这种特点的由来及意义。戴密微对诗人创作的这个“面”也是把握住了,然而终因一念之差却把它视为动乱年代的产物,他对这个“面”的理解就和作品实际相距甚大了。所谓动乱年代,应当是连年大规模的战争,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群众被逼而起的激烈的抗争,等等。然而王梵志笔下没有这些画面,他所写的只是似水流年的痛苦,正常秩序的剥削,一般性的阶级对立。所有这些与唐代反映安史之乱或唐末动荡局面的诸多作品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只要粗阅一遍诗人的作品就会明白,无需例举具体诗篇来作论证。

所以,我们认为戴密微对王梵志时代的具体推论是难以成立的。我们认为古籍所言王梵志生“当隋文帝时”是不错的,并且仍可利用戴密微教授那点面结合的方法,再依据其他资料推证诗人的生年约在公元五九三年的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前后。这是需要较长篇幅的一系列推导论证,只能另文详叙了。

最后尚须补充一意。张锡厚同志在《王梵志诗校辑》所附《唐初民间诗人王梵志考略》一文中,对戴密微关于王梵志《逢难傥能忍》这首诗写作时代的断言,也有否定性的评论。但本文认为张锡厚同志所论也是不够严密的。他说:“唾面”之说,早见于《战国策.赵策》:“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自干”一语,见于《新唐书.娄师德传》卷一百八:“其弟守代州,辞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洁之乃已。’师德曰:‘未也。洁之,是违其怒,正是自干耳。’”“唾面自干”的典故,虽见于《唐书》,但也很可能因袭民间之说。就时间上讲,应同初唐娄师德的时代接近,由此推知王梵志诗的创作当随娄师德而在初唐。

既然已经考虑到用唾面自干的表述可能因袭民间,而不是直接因袭娄师德语,本应推知王梵志此诗的时间无法随娄师德事而定。然而张锡厚同志却舍此。转为“应同初唐娄师德的时代接近”,这就与自己的前言矛盾了。

本文前面已指明,汉代已出现“唾面毋干”的表述,而与王梵志诗句极为吻合。这可证朗梵志诗不是因袭娄师德事。但是,我们仅仅由此并不能得知王梵志此诗的时间与娄师德此语的时间先后。因为或迟或早或同时部有可能,比如迟于娄师德的人若不知娄语,而从《尚书大传》知此语进而作诗,这完全是可能的。所以“王梵志诗的创作当随娄师德而在初唐”这个论述无法成立。戴密微认为诗必随娄师德而在以后,张锡厚认为诗虽不随娄师德事却也时代接近,两人的说法都没有必要的证明,都是基于三种可能之一,却概括为唯一的可能性了。

王梵志此诗与娄师德事的时间关系,还是任半塘先生的看法客观而全面。他说:“如王梵志诗句:‘唾面不须拭,从风自荫干。’可知其作诗之上限,当随娄师德而在初唐,不得过武周,即娄师德时。唯‘唾面’,早见《国策》。‘自干’之说,或先出民间,梵志与师德,同袭民间,非在一时,亦未可料。故梵志时代,尚待从充分材料中,作细致研讨。”(《王梵志诗校辑》引文)任先生的意思是:粗略地看,很容易以为诗写于娄师德之后;仔细地想,二者间也许无因袭关系,梵志诗在前在后的可能都有,究系何种,尚得另作论证。

(原载《敦煌研究》198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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