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的传承关系——民间文学对巫术的趣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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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夜军师扶着一军，左手把印，右手提剑，披头点一盏灯，用水一盆，黑鸡子一个下在盆中，压住将星。”

例七，明代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蒋大器序本《三国志通俗演主义》中是：“丧车上可作一木龛，坐于车上，用米七粒，少用水放于口中，足下安明灯一盏，置柩于毡车之内，军中安静如常，切勿举哀，则将星不坠矣，吾阴魂自起镇之。”

例四至例七引自周绍良《绍良丛稿》书中《谈唐代的三国故事》。

对于最早的郑玄一例，刘孝标注言：“马融，海内大儒，被服仁义。郑玄，名列门人，亲传其业，何猜忌而行鸡毒乎？委巷之言，贼夫人子！”不相信有此事。但名儒忌才的实事仍是有的。要否定此说，最根本的是揭露；一人在甲地作某种掩饰之态，在乙地的另一人根本不可能从占卜而知。这仅是编故事的人略知占卜，借此显示所写两人的一智一愚，同时来显示自己的聪明。单从文学性来说，确实生动、新奇，于是唐代民间作家便仿编，并改变出死人装活人的故事来表现诸易亮的机智和司马懿的被骗。

从例一的郑玄坐在地平面下的河中，来表示人已埋入地下，变成例二的把刘家太子真正埋入土中。例二的口中含米七粒，每天吃一粒维持生命(民间说法，人可以不食七日，超过七天就要饿死)，口中衔竹筒是为了呼吸，这都不是掩饰的假象，但到例四及其他例中却变成脚下有土带，变成人仍然活着的假饰，便成了巫术性质。土地是生命之母，巫术便由此附会：死者脚踏土，尸体便领受大地的灵气而不僵化，对方占卜便误以为仍活着。设镜或设灯，是制造阳世人间光明之气的假象。例六中另说是把黑鸡子(即乌鸡下的蛋)沉在水中，这不是为占卜的对方制造假象，而是以乌色来冲克死亡，民俗中“以毒攻毒”的机制；又以“鸡”谐音“吉”，用这软硬两种办法来镇住将星落。而用土、用镜造成人未死的假象，也就达到将星不落，同时使诸葛亮的木像显得有活气，从而产生“死诸葛走生仲达”的奇特效果。

上述种种情况充分表明，不论活人作死的假象，或死人作仍活的假象，都是为了欺骗占卜的对方。可以欺骗对方的原因，诸如脚踏土便使尸有灵气，面前有镜使尸如在阳世，纯粹是编故事者的“纸上谈兵”，自以为有这种推理性的可能。所谓马融、伍子胥外甥、司马懿等竟然真的被骗而相信了，也全然是编故事者一厢情愿，自我安慰的事。就实质上来说，连作者也是不相信它们的真实性的，作者最根本的目的，是借此创造生动、新颖的情节，显示并陶醉于自己的聪明巧智的联想。

这些假死、假活的方法，都带有巫术性质，或者说是利用巫术原理来编造故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巫术的骗人性，它们都是从某些一般的推理来做附会而言种种神奇的作用的，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的作用或什么特殊的道理。若从所说的效果看，实际上并不会产生，完全是骗人的。

从上述的例证可知，活人制造死的巫术式假象以欺骟敌对力量的占卜者，是南朝宋时《世说新语》开始的，而为诸葛亮的死制造活的假象，是唐代模仿的。《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吸收了这种故事，并作了一些改造。例如最早的说法是“彼魏国有善卜者”被欺骟说诸葛亮未死。后来的说法是司马懿善卜而误卜。罗贯中又改成司马懿先据将星落而惊喜孔明死了，后又怀疑是诸葛亮为引诱自己出战，而用六丁六甲的巫术作死，使得将星落下。总之，都不是当日诸葛亮的真实情况，而是写汉代以后的巫术；又不是实际的巫术，而是不同的作家以巫术为基础来表现自己的文学才能。所以各自对前代流传的这种故事，既采用又改写。本文对这一点反复申述，细致陈述，是为了说明文学作品及民间流传的所谓非常灵验的巫术故事，是文学性的虚构，并不是巫术的实际记录，由此可以知道巫术也是虚假骗人的。

既然诸葛亮死后假装未死的种种情况是虚假的，那么所谓诸葛亮镇住自己的将星不落,亦即司马懿见那将星“三投再起”也者是虚构的。在古代，特别是在文学作品中，大臣、将帅等死亡，他们的命星就要落下，这种说法甚为多见。我们可以对诸葛亮将星坠落的说法再作些讨论。

第一，星象绝不主人事。说星象主人事，首先是某星主国君的慈仁或残暴、英明或糊涂，这本是借以作提示和警戒的，并不具备真实性。由国君而言及某星主后妃、丞相、将帅、大臣、庶民百姓等，成为系统性，也是无真实性的。

第二，就以象征将帅的星来说，又是很多的。比如南斗六星中，“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南宫，朱鸟……匡卫十二星，藩臣：西，将；东，相。”“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这些都是《史记.天官书》及注所言的不同的将星。而《隋书.天文志》又言：“天将军十二星，在娄北，主武兵。中央太星，天之大将也。”还有其他的杂乱说法，不用一一举出。这么多的将星，哪一个是诸葛亮的将星呢？又有什么客观标准呢？

第三，《三国演义》第103回中，在所写诸葛亮布置祭星的那段以前，又说：“是夜，孔明扶病出帐，仰观天文，十分惊慌：入帐谓姜维曰：‘吾命在旦夕矣！’维曰：‘丞相何出此言？’？明曰：‘吾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相辅列曜，其光昏暗。天星如此，吾命可知！’”这里所言三台星就是主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文昌星(但主三公的还另有其他的星），对孔明是合宜的。孔明是相，不是将，但小说中多次又言他的“将星”，可见作者对所谓星象也没有确定的根据，信笔而写。

第四，不论什么星，说它的明暗反映了人事的正反情况，虽属无据，而星在客观上确实会有明暗变易。但说将相等死亡必有星的坠落，即某星崩裂出陨石，这种偶合情况也是极少的，也就是很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五，“三投再起”，等于说诸葛亮的将星摇摇欲坠之后又再升起，终未落下。《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晋代孙盛《晋阳秋》作：“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往大还小：三次坠落时星显得大，再升起时就小了。这更是不可能的事。作者借此与诸葛亮口中含米进食，虽死犹活的假像相照应。

总之，在“死诸葛能走生仲达”这个故事中关键性的是假活假死巫术和星象主寓人事这两个方面。都是做极度的夸大要张扬它们的真实，结果是适得其反，让人悟感到巫术和星象主寓人事本身的虚假。这众多的类巫术的说法，说明巫术、迷信及各种神秘文化，又给民间作家及专业作家提供了一种驰骋艺术想象，发挥聪明才智的思路，再创造新的神秘文化个体。或者说，神秘文化类型成为他们表现巧思趣智的一种新载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从读者来说，会看的看门道，欣赏那无巧不成书的作假；不会看的看热闹，认假为真,助长了自己本有的某种迷信。

(原载《成都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