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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中保存着大批神秘文化资料,长期以来少有学者研究,高国藩先生是首先作全面研究的,写成了《敦煌民俗学》(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一中国民俗探微》(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民俗探微一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大著三种。此三本书(以下分别以“高书一、高书二、高书三”指称)反映了高先生的辛勤耕耘,首次大量移录、介绍敦煌文献中神秘文化资料,并对一些流变传承关系,作了较好研究。高先生的成就是很大的,也是独到的,让人敬佩,给人以启示。

高先生一马当先,孤军奋战,所向面广量多,内容又杂,失疏而误的地方也不少。许多失误正与神秘文化的难点、研究方法、评价等重要问题相关,本文分类举例略作申说。

第一类,不恰当的肯定性评价。

伯二六六一:“凡种树,东方种桃九根,西方种口九根,南方枣九根,北方榆九根,依此法,宜子孙,大吉利,富贵。”高书一说:不管其中有什么含意,都是鼓励植树。这是对的。

伯二六六一号《吉凶避忌》:“梦见墓林茂盛,富。”“梦见林中,大吉利。”对这类占梦,高书一又言:“这也是敦煌人民渴求植树造林,取食水果,绿化家园的心理反映,不应完全斥之为‘迷信’。这种梦想,反过来给予敦煌古代人民以积极植树与绿化家园的热忱,它们与敦煌民间风习紧紧交织在一起,体现了迷信思想中的积极因素。”(288页)这显然是为高作评价而外加了不实的内容。也就是说,用不切合的评价和解释取代了最基本的神秘解码。

伯三二四七号《大唐同光四年具历》:“闰正月廿七日甲申,莺化为鸠,洗头吉。”“三月十六日,壬申金定,沐浴吉。”高书一不言这种吉日的神秘由来,而说:“真是在图吉利的迷信外衣中,包裹着讲卫生的科学内核,在昏暗的沙漠和风尘里,我们看见了人的生命闪耀着光辉,使人民能健康的活下去与恶劣的自然和社会作抗争。”(289页)

对于相面术的相色,高书二:“如果仅把它们看成是完全迷信的糟粕,自然也未尝不可。但是,如何解答在唐代民间盛行的理由?大凡一种事物被人民群众所笃信,总有它的合理存在价值,也总有它对人的生命延续存积极意义,才可取得各阶层人们的支持。我想我们还是以现实作用的观点,来对相色奥秘进行评价为好。”(43页)

伯三三九?《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耳门发黄色,必有喜事至;不三日闻,即五日必闻。”高书二引《医学心悟》卷一:“察耳之枯润,知肾之强弱。故耳轮红润者生,枯槁者难治。薄而白、薄而黑、薄而青、或焦如炭色者,皆为肾败。”便言这条相面术“有一定中医的科学依据”。(45页)后者言肾病,耳门与耳轮非一,并且未言黄色,与相面术各是一回事。这既非相面术奥秘,也更说不上延续生命的积极意义。这是把糟粕视为精华。

高书二:“敦煌符咒学是以它特有的迷人的幻想的风姿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我想,我们还不能只是谴责敦煌民间道士的无知,而应当透过符录及其咒语的外衣,看见古代智慧的闪光、奇妙的幻想。”(85页)

高书二引录了伯三八一零号《踏罡步斗法》。此文中把北斗七星之名的天权、玉衡等写成难识的合文,故作神秘,又有不少错误。高书因难,对此不解说,却由文中“转身、舞剑、八拜、一百三十步”等语作评论:“这是一套民间健身操的衍化形态。它不过被包裹在符咒风俗的外衣里,如果剥去这层外衣,一套敦煌民间健身操就展现在我们跟前。”(137页)

同卷敦煌文书中说到,拜北斗要用香、纸马、龙车风辇、酒、果。高书对此说:“道士的上述活动,从历史生产来说,它促进了我国手工艺制品的发展,对民间经济风俗有些促进。”(140页)这真是“欲加之功,何患无辞”了。

高书二引录《新唐书》的《列女传》、《艺文志》所载十三种“女训”著作,不交代它们是否存世及主要内容,但评价极高:“这些‘女训’作品大多维护着女子自著的传统而展示女性的才华,并显示女性的尊严及其学术地位,而表现着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466页)实际上,一切《女训》都贯串着男尊女卑思想,是束缚妇女的枷锁。

敦煌文卷《宅经》有许多咒语,如:“时加正阳,宿镇天仓,五神和合,除阴祸殃。急急如律令。”高书三说它们“实际又是优美的民谣”。(85页)又说:“五神即五方神(五帝),和合指天下太平。这条咒语体现了民间和平的愿望。”(87页)祈请自己房舍坚固安全,一家人无病无灾,被拔高到希望天下太平了。

伯三八八五卷《疗病方》:“煮石(饮汁)法:取鸽包青石,似烧灰者,于清净处,铁锅中,以叶柴灰汁煮,亦以叶柴煎之。……取食之,经七日后,即不要饮石,久服力敌千人,日行数百里。能断房入山,隐寿数千岁。”这样荒唐骟人的说法,高书的分析有二。“人们采青石,也接触过青石;人们也烧过柴灰,接触过柴灰,利用它们来施术,便产生了交感巫术。再加上石头崇拜,认为青石具有魔力。”这是很宽泛的。鸽包青石是什么石?柴灰与石的坚固不同,何来力量?这两种东西,任何人都接触过,为何无魔力?可见交感巫术一词说不到它的神秘机制。另一点分析是:“人们首先发现的是矿石,从巫术的煮石头才发现了炼铁的技术。”(91页)这就更离奇了。

高书又联系到盘古打碎石壳天体,创造宇宙,女娲炼石补天,夏禹之父治水的“息壤”是石头,大禹劈龙门石山治水;他的儿子启又破石而生;夸父用石支锅作饭;《红楼梦》又叫《石头记》……。从这些杂乱的说法归纳为:“古人认为,中国人的一切,都是从石头变出来的。”(92页)这些事项对所谓“煮石饮汁长寿”的巫术的神秘性,无从揭示。又有谁认为一切是由石而变?

第二类,对文献语句误释,从而高评。

伯三八六五号《宅经》:“居若安,即家代昌盛,……次及州县郡邑,下及村薄,保土、栅乃至山居,但人所处,其昏例焉。”

高书二解说这段话的内容及评价:

“上至州县郡邑,下至村落之地,都要重视以下三点:第一是‘保士’即保护人赖以为生的土地,因宅是人之体,而土是人之根,保护耕地是最紧要的。不能违反这个基本道理。第二是保栅。即保护好围墙,它是防贼防盗最重要的措施。第三是保山居,‘山居’才能不侵占耕地面积,才更能够‘保土’,并且地势高,也干燥,既防水灾,也有利人的健康。以上这三个基本道理是不能违反的,‘犯即有灾,镇而祸止’。可见其阐述的民间建筑观是很正确很有价值的。”(493页)

但是,这三点实是原文所无的,也是一切风水书不会有的。保护耕地更是近多年我国才突出而强调的事情。而且所谓这三意的原文所在,录文有误,文意不通,高先生视而不见,故作深解,这是很不应该的。原文“下至村薄,保土,栅乃至山居”处,据《四库全书》的《黄帝宅经》,应是:“上之军国,次及州郡县邑,下之村坊署栅,乃至山居……。”敦煌抄卷有讹误。对文献本身的内容不作认真校点研究,抓住误文个别字,凭空发挥了。

同卷录文:“又此二宅修造,唯看天德月德;天道得,即修之,不避将军太岁、豹尾黄幡、黑方及五姓宜忌。”其中“天德月德”是丛辰(或叫神煞)名,指这种神某月所在的方位。但高书二的解释是:“建宅的基本条件,是这一家应有一个福德之方,男的应当勤依天德,女的应当勤依月德,一阴一阳往来,夫妇身心修令清洁,即合天道,获一家之荣华富贵。如若不然,家中夫妻失调,不是重阴就是重阳,甚至弄到三四度入阴入阳,离合不定,魂魄四散,就是家败破散之象,便不具备建宅基本条件。……以上阐明的道理,基本上是正确的,即在稳定家庭时才能建宅。”(495页)把纯迷信内容误说成很有思想性。

《黄帝宅经》:“先修刑祸,后修福德,则吉;先修福德,后修刑祸,即凶。阴宅从已起功顺转,阳宅从亥起功顺转。刑祸方用一百功,福德方用二百功。”这是说阴宅的巳位(即东南角)是龙头,顺时针转而依次修到辰位(即西北角)的龙尾。阴宅二十四路中,南方与西方各路所主都是刑与祸,而北面与东面各五路所主的都是福与德。

高书对此说的实际内容一无所知,却按一般事理推论作校勘,录文也有误字,而且有意断章取意,只引录了“先修刑(形)福,后修福德,吉”一句。并由此立论:“‘形福’指清风水先生预先看好地势,选择一个适当地点;‘福德’指完善主人自身做人的美德,不然便没有资格建宅。”(495页)与高先生此意完全相反,充分证明此意大误的紧接的一句:“先修福德,后修刑祸,即凶。”高先生便隐去了。即令敦煌文卷后句仍是“刑福(祸)”之误,“先修福德”反而凶的文意仍可制约全段的文理。

另一段录文:“忧生敬(尽)晓斯门,其利莫测。且大犯,即家破逃散,小犯即失爵亡官,其余杂犯,即火光(晃)口舍,跛蹇偏枯,襄殃病疾等,万般皆有,岂得轻之。灾犯?处远,即半年一年三年,处近,即四十五日或七十二日即发。”

这一段本是说:如果修宅犯了“五虚”、不顾天德月德,便会发生大小各种灾殃。远的在半年至三年后,近的在几个月之内。意思不难看懂,但高书硬要拔高风水的思想性,便特作曲解:“以上所阐述的道理,均义正辞严。……说明一个人只要‘大犯’,被‘发犯’一年三年,‘小犯’,被‘近处’两三月,都别想建宅。而将‘福德自修’放在第一位。”(第496页)

原文说不顾迷信避忌,建宅后或近或远,有或大或小的灾祸,高书误说成:建宅前触犯刑律,判了长期大罪或短期小罪的人,就无资格修住宅了,要到刑满,不再犯罪时才可考虑修宅。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靠迷信骟钱的人会有如此高的思想境界?

又,上段录文首句“忧生敬(尽)晓斯门”,《黄帝宅经》中,涉上本作:“其有长才深智,愍物爱生,敬晓斯门,其利莫测。”可见高书引录时截取不当,“忧”字误录,“敬”字误校。又,本段中“火光”即火灾,校改成“火晃”反而不安文意。“口舍”当校为“口舌”、“襄殃”当校为“衰殃”而均失校。

又,《黄帝宅经》:“人之福者,喻如美貌之人;宅之吉者,如得好衣裳,神彩尤添一半。如命薄宅恶,即如丑人又衣弊,如何堪也。”最后一句,高书所录敦煌文书,作:“若薄今”必是“薄命”之误。或为敦煌文卷本误,高书失校,或为高书误录。

但高书据“薄今”的误文,强调:“那些‘薄今’的不修福德之徒,即使住进‘吉宅’,也仍然是‘丑陋之子’。“它把建筑风俗与对人的道德和生活的严肃感的要求联系在一起,更是敦煌建筑风俗莫大的特色,并具有深刻的教育性。若要建宅,首先必须作一个‘重今’的‘福德自修’的人。倘若是一个‘薄今’的大犯小犯倶全的‘丑陋之子’,根本不具备建宅条件。可见敦煌民俗即使在建筑风俗中,也维护了我国人民固有的传统美德及健康的伦理观。”(497页)平实而论,再高水平的建筑风俗或建筑理论,都不会提出:思想落后的人或坏人不应修自己的住房,或不应住好房。

对伯三八六五《宅经》一文的研究,就出现了如此多的“空中建高楼”,只能是特意要拔高思想性,才什么事理也不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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