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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气风发的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恭亲王在其人生最风光之际,竟然在小小的御史蔡寿祺身上栽了跟头,足可见朝堂斗争之莫测。

蔡寿祺何许人也?他是江西德化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入京,中第后服官京曹,并曾在胜保营中稽核军务。他出京后,先后到成都、重庆任职,但官运不佳,直到同治四年(1865)二月才任署日讲起居注官。

因在宫内听说慈禧不满意恭亲王奕,“平时蔡御史闻之,疏劾王贪恣”。在弹劾奕之前他先上了一道洋洋万言的封奏,痛陈时政并指斥湘军人物,以为政治试探。

看看未受到申斥,又听到宫内的传言,为博取敢言之誉,他便上疏弹劾奕,“一举成为天下皆知之人”。他是个投机取巧苟且钻营之人,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30日),日讲起居注官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贪墨、骄盈、揽权、徇私之弊。

贪墨是指奕收受贿赂,任用私人。“近来竟有贪庸误事,因挟重赀而内赝重任者,有聚敛殃民因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至各省监司出缺,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而夙昔谙练军务通达吏治之员,反皆弃置不用”。

骄盈是指奕居功自傲,群相粉饰。“自金陵克复后,票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现在各省逆氛尚炽,军务何尝告竣,而以一省城之肃清,附近疆臣咸膺懋赏,户兵诸部胥被褒荣,居功不疑,群相粉饰”。

揽权是指奕打击谏官,杜塞言路。他说,遇有空缺,“部曹每得善地,谏臣均放边疆,虽会逢其适,而事若有心。至截取一途,部曹每多用繁,御史则多改简,以故谏官人人自危”。

徇私是指奕偏袒左右,庇护部下。他认为奕袒护总理衙门,“总理通商衙门保奏更优,并有各衙不得援以为例之语”。

在弹劾奕的罪状之后,蔡寿祺向慈禧建白:“臣愚以为,议政王若于此时引为己过,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多任劳成,参赞密笏,方可保全名位,永荷天庥。”

这是声言叫奕交出手中的权力,回家颐养天年。怂恿慈禧罢免奕,剥夺他的一切权力。

这道弹劾奏折,语句含混意思空泛,缺乏实据不能服人。

恭亲王之前也不是没受过弹劾,但像这种赤落落撕破脸皮的弹劾还是第一次遇上,当然以蔡某人的身份日理万机的恭亲王根本不会放在眼里。

按照正常想法推论,两宫太后能够顺利执掌朝堂大权,多亏了恭亲王为首的王公党帮衬,否则孤儿寡母想要掌控朝堂,所需付出代价可不轻松。

而此时正是洋务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作为洋务运动领袖恭亲王享有着著名望,又岂是蔡某人这么一位小角色能够弹劾倒下的?

可事情偏偏如此奇妙,某些人可能做不了实事,但投机取巧揣摩上意却是一把好手,为了搏出位甚至不惜干冒天大风险。

大学士倭仁、周祖培等不敢迟延,于三月初六日齐集内阁开会。他们把蔡寿祺召到内阁追供。大臣们极为慎重,按奏折弹劾多款逐项询问,令其据实逐一答复,并亲写供纸。

但蔡供实无据。他所指斥的四条罪状,只在贪墨一条上,指出薛焕、刘蓉二人,但还是风闻不是亲见。其余三条,除奏折上说的含混其词的话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这就说明蔡的上疏纯属毫无根据的诬告。

然而,倭仁等都是富有政治争斗经验的老臣,他们还摸不清慈禧的底牌,因此他们的奏折在措辞上便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又把皮球踢给了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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