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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礼遇,即没有迎接张之洞时高大炫目的彩棚,也没有军乐队奏起得雄壮的欢迎曲,更没有执政带着各部总长早在车站等候,加上咨议处的咨议员及其工商界、学界、报界、外宾等各界人士前往迎接。

更不会有一个个都严肃认真的持枪敬礼的卫兵,同样在路上也没有什么人山人海,或是什么万人空巷,这位流传已久的**领袖,第二次来南京和第一次一样,根本没有引起任何轰动,和上次一样,只有一辆执政府的汽车去下关码头接他,如此而已。

事实上,孙中山对于如此普通规格的接待,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自在,甚至于在他看来高规格的接待全无一丝必要。和上次一样,这一次孙中山一行依然被安顿在南京的兴国饭店内,直到傍晚时分执政府才派来一名官员和司机邀请他去执政府赴宴。

在孙中山快要到的时候,和上次不同的是陈默然却亲自到执政府辕门外亲自迎接,这是陈默然和孙中山的第二次会面。在孙中山上次南京之行后,这二位就再也没见过面了,甚至于报纸对两人之间的关系也颇有猜测。

这次两人间的握手,气氛还算热烈,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在晚宴上,陈默然出人意料为孙中山亲自执盏,可谓是殷勤备至。在致辞中,更是用一种非常诚恳的口气说道。

“外人曾言道,执政府与兴中会可为宿敌,我们之间或许有着一些观点上的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建立一个人作为人而非奴隶的国家“

在致辞时,陈默然手端着酒杯,神情极为认真,对于孙中山国籍的攻击,的确是自己的授意,政客间的相互攻击,并不妨碍在这个时候,陈默然作最后一线努力。

“至于分歧,我想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嘛我盼望先生已经很久了,此次再邀先生抵宁,先生惠然肯来,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现在时局动荡,四川、陕甘云贵尚未光复,西藏边警迭至,东北日俄于我国土交战,我又见识浅陋,能力有限,还望先生不惜赐教、大力匡助”

这番恭维着实出乎孙中山的意外,而陈默然却又继续说了下去。

“孙先生游历海外十余年,此次来北京与我商议国家大计,各项政见初见端倪,大大有助于中国前途。孙先生上次来京,与我相谈极其诚恳,可见之前的谣传全是误会。民族政权由此更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

陈默然的谦恭和马屁相当到位,孙中山自然也没话说,两人在席间相谈甚欢,在宴会结束后,两人又到陈默然的书房中继续探讨,这次在陈默然的刻意奉诚下,倒着实让身陷国籍困境的孙中山心下有些感动。

孰不知,这正是陈默然希望达到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他从来相信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先抑再打,两者奉效后再捧之,从一开始就拿捍着诸人的心理,孙中山是,袁世凯亦是同样。

在书房中又聊了好一会后,谈笑风生间陈默然问到孙中山。

“你刚才说那年给李鸿章上书是幌子,其实另有目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大得很。”

孙中山端起茶碗笑着说道。

“那一年,我和同乡好友陆皓东先在香港拟好了上李鸿章书,然后通过澳门海防同知盛宙怀写信给他的堂兄盛宣怀,再由盛宣怀给李鸿章写信代我们请求谒见。我和陆皓东都是初次离开广东,要通过北上途中窥测清廷虚实。我们从广东进入湖南,经湖南到武昌,再坐船东下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坐海轮到天津,一路上民穷国疲、人心浮动的现实给我们很深的印象。我和陆皓东商议,都认为李鸿章不同于一般庸碌官僚。他有本事有头脑,我们以民族大义说动他,劝他起来推翻满人,光复汉人天下。他有威望,又有军队,他只要答应,事情一定可以成功。”

“你们跟他说了吗?”

听他这么说,陈默然倒是十分佩服他的的胆量。他的这个举动,自己是万万做不来的,毕竟造反这活是要杀头的,这脑袋陈默然想一直稳稳当当的扛下去,那种真英雄似的书生意气,绝非陈默然所向往但却并不妨碍陈默然佩服他的勇气。

“唉,不要提了。”

孙中山放下茶碗,叹了一口气说。

“那位宰相侯爷架子大得很,根本没有把我这个年轻人放在眼里,拒不接见,只是叫手下人告诉我,出国考察农桑护照已办好,快点出国吧。我和陆皓东大为失望,连李鸿章的态度都如此,满人朝廷再无可相信的人了。最后到了北京,看到京城政治的黑暗腐败,更加深信满人气数尽了,只要再出一个洪秀全,一定可以把它推翻。”

陈默然只是摇一下头,李鸿章有他自己的顾虑,同样当年曾国藩亦有他的顾虑。

“……释放后,我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出版,很快就有人译成中文。这下就有许多中国人知道有一个名叫孙文的人。清廷先想杀我,不料反倒让我出了大名。”

说到这里,孙中山爽朗地大笑起来。陈默然从这笑声中感受到一种宏大的气魄。正是因为这种气魄,使得眼前的**家虽屡经失败挫折,却不沮丧,不气馁,不屈不挠,对自己的事业充满着必胜的信心。陈默然知道孙中山的这种气魄,自己不曾具备,他是一个理想家,而自己所考虑却是实际。

“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将欲害之,反而助之。”

从见面起到现在,都是孙中山说的多,陈默然说的少,他在专心地听,专心观察着这个人,他和其它的兴中会中诸人不同,他身上并没有投机者的影子,有的只是一份赤诚。

“……我从来没有失望的感觉,哪怕是在英国被清廷公使馆囚禁,与外界没有联系上的时候,我决定在返国途中寻一个机会跳海自杀。就在那种时候,对**的前途我也没有失望过。我常常想,反满兴汉的大业,好比建筑一幢大房子。它需要经费,需要劳作,需要时间,但总是可以建好的,我们没有理由在建造的过程中,偶因不顺而对建成它有所失望。”

孙中山坚定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分外的响亮。陈默然觉得这最后一句话,犹如木棒撞大钟一般,撞击虽然停止了,而声音总在耳畔盘旋。

“现在万般不顺,已经结束了,国家已经光复,27师、28师已经入川,11师、13师进入陕甘,至晚到年底,这中华之地皆可光复,国家从明年起就会转入全面建设时期,我们的历史欠帐太多,满清几十年不曾发展,工业、教育无不是他日当物之急”

孙中山在点称赞同的同时,又盯视着陈默然开口说道。

“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与国家有生死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今日之危,绝非甲午、庚子所得比?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

陈默然说笑着打断了孙中山的话语。

“先生,求同而存异我们在一些方面有认识上的分歧,但不妨我们放下分歧商计国事嘛”

话被打断后,孙中山有些尴尬的笑了笑,旋即决定不再谈话政体之分。

“执政,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非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

见孙中山回归了正题,陈默然方才回答道。

“先生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足迹未尝越大江之南,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少之又少,故本执政以为耕者有其田是当然之事理,至于佃田不足之地,他日光复后,可以查没满清之田售之,况也可以由政府出资向地主赎买,地主售田得资,又可用于投资实业,可谓是一举两得。政府赎卖之地,民众可以十年甚至二十年低息甚至无息贷款方式偿还如此即未增加政府负担,又可以实现耕者有其田”

孙中山听后方才恍然大悟,便哈哈大笑起来,赞着“执政高见”。

从未来和陈默然深谈达的孙中山,这会才开始在脑海中回忆着最近执政府公布的诸多政要,接着问。

“我以为硬币与纸币均为价格代表,易重以轻,有何不可?苟以政治力量推动之似尚非难事。而君谓必先取信于民,方法如何?愿闻明教”

这是前几天,陈默然在与咨议处和商界诸代表谈谈及改革全国经济时,说出的这一番话,在报纸上看到报道后,给孙中山留下很好的印象。

孰不知金融这正是陈默然最熟悉和擅长的领域,过去他曾的政府投资公司工作数年,虽说最后一事无成不说,甚至险遭牢狱之灾,但那几年金融一直是陈默然接触最多的事物。

“币制是物价的代表,饥不可食,人所共知。中国的币制数千年来由重而轻、由粗而细,但都是以银铜硬币为本位,如果一旦全部以纸币替代,民所忧者无非是纸币信用,可否依赖,所以必须先有取信于民的方法,归根到底纸币就是信用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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