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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亚洲鲤鱼最早被引入就是为了处理水质污染,因此身体里大多沉积了重金属残留物。美国的一些垂钓手册就会标明,某些水域的鲤鱼“一星期只能食用一次”。这种鲤鱼不仅美国人不吃,国人也不爱吃。有曾经尝试人曾描述:成年亚洲鲤鱼的肉不仅难嚼,而且腥味用重油重酱也很难盖住。
至于当时刷爆中国社交网络的,丹麦大使馆那篇一本正经的“生蚝求助信”,更是一次成功的国家旅游营销。生蚝泛滥给丹麦带来了多少损失没看到,却俨然让它拥有了继安徒生之后的又一张旅游名片。一波营销下来,打着“吃生蚝”旗号去丹麦的中国旅游团倒是越来越多了。
而小龙虾之所以需要养殖,并不是因为入侵的已经被“吃绝种了”,而是因为野生的小龙虾存在捕捉困难、寄生虫等问题。只有人工规模化的养殖方式,才能获得品相更好、更安全的食用小龙虾。正因如此,餐桌上各种做法不一的小龙虾大多都是人工养殖的,而危害环境的野生克氏原螯虾们,仍然在田野里自由生长。
关于吃蝗虫救灾的说法,赵昺在网络上也看到了专家们的解读和理性者的澄清。形成蝗灾的飞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一旦大量聚集,就会变成暴躁的“丧尸状态”。
数量少的时候蝗虫呈现散居型特征,性格温和,食量小,飞行距离短。但群居型蝗虫不仅食量变大,还可以长距离飞行,当大批蝗虫向同一个方向运动,在沿途疯狂进食,也就逐渐形成蝗灾,这种形态变化的本质就是为了防御天敌。
群居型的蝗虫还有着另一大武器,他们会大量合成苯乙腈,这种物质有着鸟类不喜欢的味道,而如果鸟类仍然执意要攻击,蝗虫还会进一步将苯乙腈转化为有毒的氢氰酸。换句话说,成灾之后的蝗虫不仅味道难闻,而且还是有毒的。
尽管目前还没有人类食用蝗虫中毒的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能形成蝗灾的蝗虫绝对不是一种安全的食材,大概也没那么好吃,而端上餐桌的蝗虫其实也大多是养殖的。至于利用鸡鸭和鸟类消灭蝗虫,赵昺承认有一定效果,却也具有局限性,他来到这个世界后,也才知记载中吃蝗虫的禽鸟仅有三种——鹜、鱼鹰和称为群鸟。
而在网文中总被提到的“鸡鸭治蝗法”,其实在现代也是结合了当地的植被和蝗虫的具体情况,进行科学的“生物防治”,绝不是想象中简单而又颇具喜剧效果的“鸭子追着蝗群跑”,因此赵昺断定那些用这些方法治蝗的前辈们坟上的草应该有八尺高了。
因此赵昺以为归根结底蝗灾本来就不是靠“吃”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实实在在的严密防治,以及科学的不断进步。喊着“吃货治灾”,也只能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用“把蝗虫吃到绝种”这种不合时宜的抖机灵,也无法消解掉灾难本身的严肃和残忍。
自在有记录以来的千年时间,人类能够真正防控蝗灾,其实还是近现代随着药械发展才能做到的,即便如此仍然有蝗灾爆发。那么在古代科技水平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蝗灾更是时有出现,据赵昺所知就在中国历史朝代中堪称“短命”的元代来说,竟然有六十八年都有蝗灾,共发生了一百七十五次,频发程度一举夺魁。
可怜的他正好赶在蝗灾爆发的高发期,虽然当下历史进程已经改变,但是这个事实恐怕并没有改变。赵昺想到在去年才结束的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斗正是在历史上蝗灾频发的黄淮海地区进行的,导致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被抛荒,水利设施遭到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却给蝗虫的生长创造了条件。
赵昺和众臣们都清楚,一旦蝗虫成灾,不但对淮南和淮北地区农业生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也会影响到朝廷推行的移民和新作物推广政策,蝗灾还会波及江南的主要产粮区,造成大范围的粮食减产,更严重的是会让刚刚趋稳的民心发生动荡。
国无粮不稳,若是粮食减产,朝廷一旦在事发后处置不当,必然导致粮价飞涨,‘大饥’随之发生。民心动荡,饿殍遍地,动乱就会不可避免的发生。而同样受到蝗灾影响的蒙元方面,在朝廷动荡控制力下降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冒险纵马南下,因此无论怎样对大宋都将是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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