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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做好自身能做的,也就不枉穿越一遭,对得起华夏先人和后世子孙。
眼下战争刚开始,大汉要真正享受到战争红利,怎的都要年余,甚至更长的时日。
国内要保持经济成长率,使得市面更为活络繁荣,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降税,但不是调降商税。
说实话,各地商贾搭着经济成长的顺风车,可没少挣钱,也不是刘彻登基后才如此的,早在文帝朝,民间便流出着俗谚,“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大汉与民生息的国策和无为而治的政治风气,确实给商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施展空间,待得刘彻穿越而来,又大力扶持工商业,汉商们就更是如鱼得水,富得流油了。
商贾的天性,就是挣多少都不嫌多,钱是不烫手的。照着现下的大汉百业兴盛,不管降不降商税,商贾们都会拼命开设作坊和铺面。
关键是老百姓有没有余钱去买,创造出更大的内需市场,维持市面的供需平衡。
别提甚么市场机制,也别扯到宏观调控,政府调转经济架构不是搞强买强卖,百姓没钱消费,难不成让他们去当裤子?
大汉现下还处在农业社会,尚在迈向工业社会的道路蹒跚而行,故最为庞大的社会群体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
金秋十月,大汉皇帝颁布了震撼世人的旨意,为替出征将士祈福,自明岁起,各郡县皆免征田税及丁口税,为期三年!
这意味着在未来三年内,大汉成年男女将无须再按人头缴税,农人亦不必再向朝廷缴纳田税,唯有佃种私田时,需向土地拥有者缴纳相应的佃金。
依照两年朝廷制定的《私田律》,王侯权贵的封邑及赐田,除却大农府划拨的税赋,不得再向佃租的农人加增任何佃金;臣民以赀财购置或祖传的固有私田,向农人佃租时,佃金可自行订立,然至多十取其一,不可再多。
圣旨颁布后,大汉百姓自是欢喜鼓舞,赞颂陛下爱民如子,王侯权贵们却形同剜肉,朝廷不征田税和丁口税,大农府拿甚么税赋划拨给他们?
便在王侯权贵们怨忿不已之际,大农府颁布政令,更改商税等相关税制,采用朝廷及各郡县的分税制。
所谓分税制,是指在合理划分各级官府事权范围的基础上,主要按税收来划分各级官府的预算收入,各级预算相对独立,负有明确的平衡责任。
大多权贵看不懂政令里那些新词汇,唯是注意到了两点,大农府每岁征税完毕后,会对各郡县返税,有些类似先前对商贾的退税,却又略有不同。
从今年岁末起,返京述职上计的各郡县仆射长官皆需提交明岁的财政预算,就如同太尉府的军事预算,大农府属官会在御史府的监管下,审核预算,并考量该郡县今岁上缴的商税,返还相应的税赋,用作明岁的财政支出。
每岁的预算执行情况,将由御史府和大农府的计司和集司严格审查,列入该郡县官员的政绩评鉴。
与权贵们息息相关的,乃是其食邑的赋税给付将划归各郡县的财政支出,依照其食邑封户的百姓数量和该郡县所有属民的平均岁入,划拨给他们相应的赀财。
简而言之,权贵们的食邑和封户是固定的,若食邑的百姓多生孩子,且该郡县的全体属民岁入愈多,那他们所能获取的租赋就愈多。
细算起来,若是没甚么天灾人祸,他们或许反能从食邑收到比过往更多的租赋,毕竟现下大汉百业兴盛,相较于庞大的商税,已数度调降田税和丁口税算得了甚么?
尤是食邑在富庶郡县的权贵们,简直乐疯了,直道先前瞎了狗眼,竟在心里埋怨“贤明宽厚”的皇帝陛下。
若是谁再对此等政令不满,无须皇帝出手,这些权贵就要抽他丫的!
反倒是大农令东郭咸阳痛若剜心,田税,丁口税,加上分润给地方官府的商税,初步估算下来,国库岁入约莫要减少三成。
国库岁入刚过四百万金,东郭咸阳还以为可过些舒坦日子,不用再为钱紧发愁,谁知又要减少三成,等若生生退回他刚接任大农令时的国库岁入啊。
他苦心打理国库数年,一朝打回原地,情何以堪啊?
好在他正值盛年,尚能多干些年,否则若即刻卸任,后人提起他这大农令,怕不是政绩平平的庸才?
东郭咸阳不缺钱,官居位列九卿的大农令也已知足,现下就想着攒点政绩,卸任时好得封个关内候甚么的,最好还能在史书中留个好名声。
皇帝刘彻瞧他终日愁眉不展,不禁好笑,便是好言宽慰了几句。
王侯权贵们免不得的要鼓励食邑百姓多生子女,更会敦促食邑所在的郡县官府多多顾及民生,当地百姓愈富足,他们能分到的租赋就愈多。
王侯虽已迁居长安,但在食邑所在地经营多年,还是有不小影响力,若能驱使他们推动当地的民生发展,朝廷分润给他们部分租赋,无疑是划算的,权当是业务提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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