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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王巨不是想骂范纯仁,即便骂了,也带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含味。
如果在战与和上抬杠,王巨是能理解的,能想到深层次庆历战争失败原因的人并不多,甚至不愿意去想。想不到或者不愿意去想,那么看到的只是庆历战争给国家给百姓带来的巨大伤害,所以静、和、安,在宋朝占据着主流。
然而大程只是棋子,范纯仁都想不到,难道不是白痴吗?
但王巨不管骂不骂范纯仁不要紧,也不管是否顺带着讥讽了程颢,主要他夹带的私货太多了,话外之音太多了。
他一番话说出后,有一部分官员更折服,但有一部分官员更反感。
这个无所谓了,因为太监传召,让他们进宫了,新世纪开始!
宰相在前,后面的官员按照各自品阶进殿。
章惇挪到后面,道:“子安,说得好啊。”
“子厚,不得己罢了。”
“大宋一定会有一个美好时代。”
王巨微微一笑。
新世纪开始了,但未必是一个美好时代。
在这一刻,王巨忽然脑子变得无比的清醒。
所谓的权利,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决策、理事权。
就象宋朝的实职官与阶官,不管这两个官职有多大,真正做事的乃是差官。因此宋朝从赵匡义时起,就开始将权利再三架空重叠,包括差官制度。
差官制度是将理事权变成了临时制度,权利也就随之减缩。各部司权利架空重叠,也就是将决策、理事权扩大,相互掣肘。因此有了那么一点民主的范儿。
然而这样一来,政令自然不能通畅了,于是自条例司开始后,宋朝渐渐“简政”,简政不是向宰相身上集权,同样在向皇帝身上集权。这就要皇帝理政,皇帝不理政了,这些事务得有人决策,然后只能落到宰相头上,蔡京之流便出现了。
其次是人。
比如江宁知州是王安石的人,那么他肯定支持变法,自下往下梳理,江宁无形中就会成了王安石的地盘。不过在宋朝想通过这个人控制地方,同样很难。一是各路转运使与刑狱使只是一个承接机构,对各州军没有实际掌控权利,二是宋朝各州军数量太多了,三百多个,没有那一个宰相能掌控三百多个州军官员的能力。
于是宋朝前期除了赵匡胤时代的赵普外,再没有出现过超级权相。
但现在王安石为了变法,不得不“简政”,将权利划分清楚,各部司权利集中,包括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如军器监,原来西府插手了,三司插手了,内藏库插手了,一些大州府也插手了,然而除了地方那块,余下京城部分,自己将它们一起集中了。集中的好处,权利清楚,职责也清楚了,就能实现真正的问责制。可这样一来,掣肘的也少了。
军器监问题不大,它只是负责生产与贮藏武器的,然而放大到全国军国大政上呢?
韩琦又恶心了一回赵顼。
所以赵顼有了后来的心理,想变法,必须给王安石更多的权利。给了更多的权利,赵顼又更加不放心,于是坚持“异论相搅”,朝中一直留着反对党。
这样的心理……
王介甫,你真做好准备了吗?
诸位官员鱼贯入殿。这个朝会也不是象后人所想的那样,第一人很多,即便起居朝也有近百号人,这种大朝会好几百人,实际京官更多,还有许多更低层的京官,连参加朔望大朝的资格都没有。
其次越是大朝,越是近乎形式。一般言事,都是将奏子递到两府或者御史台,再通过这三个部门决策,若是事关重大,再由三个部门交给皇帝亲批。另外就是一些亲近的大臣有密奏权,直接交给皇帝的,有,不过不多。
另外就是不得有违朝仪,如范仲淹问王曾,你为什么不管吕夷简,王曾说了那句有名气的话“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后来忍无可忍了,吕夷简,我们同归于尽吧。
他不用上书,只简单地来到赵祯面前,说吕夷简收贿赂,结党营私。吕夷简说证据呢。王曾微微一笑,何必要证据。然后又将它放大到朝会上,导致蔡齐与宋绶二人在朝会上争吵。蔡挺王,宋挺吕。行了,有违朝仪,四个正副宰相全部下去!
所以一般真正的大佬,除了言臣外,罕在朝会上奏事。
就是害怕被“小臣”挟机火拼,以小换大,将自己换了下去。
因此往往大朝会,多是一种形式,大家走一下过场,便散朝,各回各的部司做事了。
但这次大朝会有些例外。
大臣鱼贯而入,有几个大臣,特别是几个言臣准备参奏王巨的。
他们还没有说话呢,吕惠卿走了出来,举着牙笏说道:“陛下,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见在斗斛,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前钱斛就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令随税输纳斗斛,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信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凶物贵,然后出粜,所及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得以趋时赴事,兼并者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焉,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绪,推之诸路。其广惠仓储,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馀并用常平转移法。”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原诸路常平仓、广惠仓因为管理不善等原因,钱谷敛散,没有发挥好它们的作用,更没有获利多大的利益。
这个利益不是指盈利多少,而是它们原本的作用。
比如常惠仓是救济为主,常平仓是调控物价,丰年粮贱存粮,灾年粮贵粜粮,用此平稳粮价。
然而因为管理不善,国家每年为这两类仓花费良多,实际并没有真正做到救济多少寡孤,平稳多少粮价。
这就是动用常平仓与广惠仓的理由。
有了这个前提,便有了后面的策略。
这个苗税不是指唐朝的青苗税,那个更坑爹,唐肃宗后,国库空虚,连官俸都发不出来,因此国家强行向百姓征收每亩十五文的税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五文,后来二钱合一,每亩征三十文钱,亦名青苗钱。
它是指宋朝的两税。
也就是各路转运司必须将两仓原有的机制发挥好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抽出一部分常平仓与常惠仓的粮食,再从两税中调拨出一些钱粮,用于发放青苗贷。一年发放两次,根据其时间,随着夏税或秋税到来时,与税一道交纳。
此外还说了两条注意事项,第一条遇到灾伤,也就是家中遇到了不好情况,准许其拖到下次两税丰熟时交纳。此外仿照李参的青苗钱为例,愿意借的人才借这个青苗贷,并不强迫。
但下面的一句话让很多人牙痛了: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信息。
大灾之年,没办法实施青苗贷了,那是特例。但在平时,朝廷在发放青苗贷,各位豪强富人们,你们就不得再发放任何形式的高利贷!
后面说的则是广开常平仓,以前常平仓调济的对象主要就是市井百姓,现在是正式开售,向所有人贱买贵卖,控压粮价,朝廷顺便用之弥补仓储损耗以及稍稍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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