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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渐渐被蜂窝煤取代。并且这项产业养活了不少人。

它使用的范围就太广大了,不但北方城坊户,南方城坊户也普遍地使用石炭做饭。

这是无烟煤的,至于烟煤使用同样广泛,各种冶炼,就连一些陶瓷器作坊,也开始使用了石炭。不提这个工业用煤吧,就是这个民用用煤,宋朝那么多人口,一年得消耗多少石炭?

而且从另一个方面也能看出来。现在的石炭产地主要还是在北方,特别使用了火药后,随着开采技术提高,一石出坑价格已经下降到不足二百五十文。如果运输条件落后,则一石只有两百文,当然,到了百姓手中还维持在三百五十文左右。然而南方却不止了,象是泉州与广州入港价就接近了三百五十文。

实际这个价格真有些坑人,但没办法。这时代只要沾到笨重二字,一个运输成本就是惊人的数字。

正是因为它的价格比较高,彼岸每年也运许多石炭过来,主要就是广州,次之泉州,原先一年只有几十万石,现在每年专门运输石炭的船只达到了六十艘以上,重量达到了近一百五十万石。

因此王巨这个估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而有了这个数据,就有了下面的问题。王巨继续说道:“陛下,臣以最少的数量计算,如果这些石炭全部由私人经营,朝廷只负责二分抽解,朝廷会得到多少收益?再加上商税呢?”

有可能后人对宋朝的矿税不清楚,宋朝坊矿分为国营与私营两种,国营的就不计算了,私营的则要交纳课解,原来因为课解混乱,往往能课五分以上。

王巨提议了坊场河渡制,王安石进一步地改良。最后将私人的课解确定为二八分制,也就是出产十石石炭,朝廷课解二石,余下八分归私营矿主所得。彼岸的坑矿制度也是如此,课解后,才根据课解后数量征收商税。但坊场河渡制时,在王巨提议下,朝廷将一些经营不善导致亏损或利润不高的坑矿同样承包出去,并且坑矿的承包年数时间最长。

这个亏损不一定是人为的,人为的是经营不善,或者官吏贪墨,非人为的则是矿脉已经枯竭,挖不到矿了,那来的盈利?

然而石炭不同,它不是混乱在岩石里的金属矿藏,以现在的技术甄别十分困难。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只要不出现重大事故,经营石炭不会存在技术性亏损。

所以现在有许多官办的炭坑,当然,直接插手经营了,它的利润肯定比这个二分抽解要多得多。

因此王巨用了这个比喻,就按少的算,没有官办的炭坊,全部是私人办的,只有二分抽解,六千万石石炭价值一千五百万贯,二分课解所得就会是三百万贯。

再就是商税,一州之内是百分之五商税,一路之内是百分之七商税,全国之内是百分之九商税,打算百分之七,一百万贯。

也就是朝廷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也不需要苛薄任何匠户,只要认真的执行商税,再派几名官吏查看各坑矿的产量,就能纯得四百万贯钱。这是按六千万石计算的,如果按一亿石计算,则达到六百多万贯。

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吓一跳。

大家一起沉默。

赵顼问:“是指商税。”

“不仅是商税,各坑矿管理与经营也出现严重问题了。但商税确实到了必须相齐的时候!”

“来了,”大家心中想到。

王巨又说道:“陛下,臣再说这个石炭,虽然看上去。朝廷每年直接或间接获利两百万贯了。但实际呢,陛下,容臣带一个人进来。”

说着,他在边上侍卫耳边说了几句。

侍卫出去,好一会儿带进来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

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可出自王巨手中,也不奇怪。

老乞丐吓坏了,直哆嗦,王巨道:“孙翁翁,官家爱民如子,诸公同样爱民如子,你不用害怕。对官家说一说,你原来是做什么的?”

“官家,陛下,草民原来是一个卖炭翁。”

“为什么现在乞讨?”王巨问。

“陛下。现在木炭卖不动了,草民只有一个老伴,没有子女,无以为生,只好乞讨度日。”

也不是木炭卖不动了,而是石炭的冲击,木炭远不及原来畅销了,而且价格也比原来便宜。想一想,将木材烤成木炭多麻烦啦,还要用车子拉到城中。慢慢地叫卖。因此原来许多靠木炭谋生的百姓,不得不改做他行。这是有门路的,没有门路的,生活立即变得困难。

但不能说石炭取代木炭不好。虽然木炭产业萎缩,可是石炭产业同样养活了很多人。

“这是大势所趋,但不代表着朝廷就坐视着这些百姓不管,可我们不知道从哪里管,甚至都不能弄清楚,究竟是那些人真正受到了损失。那么怎么办?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开始说正事了,王巨从怀里掏出十几张大交放在老乞丐手中,对侍卫说道:“将他送出宫吧。”

赵顼于心不忍,在后面补了一句:“林都知,去拿一百贯交子,赐于这个李翁翁。”

然而这终不是事儿。

救得了今天,救不了明天。因此赵顼拧着眉头问:“王卿,象这样的百姓多不多?”

“不少,但陛下也勿用担心,不怕出问题,就怕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或者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却没有魄力去解决。所以臣刻意将李翁翁请来,只是想说一件事,想要用之于民,国家必须有一个良好健康的税赋与财政体制,而不是只顾着这点收入,却看不到各个胥吏的贪婪,将各个坊场坑矿的大部分利润装在自己腰包里,或者对穷人征税,富人征少许税马上就象天塌了一般。如果国家不及时矫正这一点,相信不用多久,国家自下往上一起腐败,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最后就象杜子美所写的那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发展到一定地步,不是冻死骨了,而是一大群连人肉都吃的黄巢!”

“只有公平合理的征税,国家财政情况才能良好,才能有钱帛资助穷困,设立各个养老慈善院,解决这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问题,才能轻徭薄敛,减轻木炭产业对部分百姓的伤害……”

“那么如何还之于民,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全国的差役,衙前差役数量几乎达到了近五十万之巨,即便这样,有许多州县因为贫困,不敢雇募太多的差役,不得不强迫百姓应差。这么庞大的差役数量,国家一年只支付六百几十万旧贯,或者再做一个比喻,差役的数量相当于官员的二十倍,总支出却只有官员的近五分之一,整整悬差到八十倍到一百倍。这个正常吗?”

尽管这些差役里有许多是短役,但人均只摊到十来贯,是何其之少!

蔡确问了一句:“彼岸差役薪酬多少?”

“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应差,每一个丁壮每年不低于二十天的差役,但不得超过一个月差役。并且这些差役只对本村镇负责,比如兴修当地的学堂道路水利,若是周边有许多土著者,必须加修村墙,派人轮流值戍。余下的劳作则不能动用这个差役额,那就得雇募差役了,一般胥吏薪酬在五十到一百贯之间。长差在三十到五十贯之间,短差分成轻重是五十文到一百文每天,然而彼岸物价相对于大宋,比较低廉。”

就是低廉了,也比宋朝的差役薪酬高得多。

但那边有一个应差,等于无形中减少了募差的数量。可是这个应差只对本村镇负责,由村长镇长率领,村长镇长为了连任,不得不取悦于民,所以对这些应差会十分慎重。

因此它虽好,放在宋朝就没有办法实现了。

王巨又说了一句:“并且两边最大的差距就是官员胥吏差役的薪酬悬殊不大。”

就象王巨所说的,宋朝每年为了官员得支付近三千万贯的薪酬,但不是每一个官员薪酬都很高的,普通的知县与主薄,一年薪酬与种种福利加在一起也不过三百到五百贯,做为官员,多少得养一两个家奴门客的什么,再加上应酬,这点收入就比较吃紧了。然而做为高级官员,象文彦博与富弼等人薪酬高得吓人。一个文彦博就能养活两千个差役。

“当然,我不是指降低官员的薪酬,而是指朝廷合理的征税后,能稍稍提高差役的待遇,这样他们才有动力替国家做事。否则就是雇募了,因为养不活一家老小,只好利用手中的职权,违法乱纪了。别以为他们只是胥吏与差役,实际普通百姓与官府打交道,不是与官员打交道,而就是与这些人在打交道。”

“一个国家,想要变得越来越好,有三类人一定要注意,第一是各个教授先生,他们不仅传授学子知识,学子在童年少年时一半人生观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如果各个先生都是道德人士,这些学子长大成人后,大多数德操不会太差。如果各个先生只顾收礼贪财,这些学子长大后,就会对金钱十分重视,甚至不惜贪赃枉法。第二类则是各类大夫医生,先生是半个父母,医者同样要抱有父母心,如果医者不顾病人死活,只顾敛财,百姓则会将这个失望转换为对国家的失望上。第三类就是各州县的衙役与胥吏,他们的做法,直接影响到百姓对朝廷的态度。”

“王卿说得有理,不过王卿意欲何?”赵顼问。

“改良免役法!”(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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