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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系统提示,似乎系统也还没有启动。
(二)
乔治佛采尔是蒋介石的第三任德国顾问团团长,他是1930年的5月抵达中国,和代理顾问团团长职务一年的克利伯中校完成了交接。
关于德国顾问团,说来话长。早在一战期间,北洋段祺瑞政府与德国断交加入英法日美的协约国作战时,德国方面就派人来华联络了在南方进行护法运动的孙中山先生,表示愿意提供援助,并进行中德军事经济合作。
一战结束之后,由于《凡尔赛和约》的诸多限制,以及当时国际公开认可的政府是北京政府,因此德国没有公开与南方广州政府建立正式关系,但是有多名以接受中山先生私人聘请名义的德国顾问和技术人员,只不过相比较当时联俄的主流政策,德国顾问只是边缘角色。
一战之后,以推动和平接近中国内战的主张,英美法联手通过了对中国武器与军火禁运的制裁性政策。当然,更为现实的原因则是有两个,一是当时日本独占中国军火市场,二是制裁性禁运针对的是国际公认的北洋政府,然而各个派系的军阀则可以通过走私和偷运方式获取。正值一战结束,欧洲战场使用过的各式军火需要开拓市场,如果通过正规渠道竞争不见得比日式军火性价比高,所以通过这种制裁执政党和政府的方式,反而能够把大量口径性能不同的枪械弹药甚至假冒伪劣报废品,高价输入进来......
从索马里到也门,从利比亚到叙利亚,这种套路用了一百年之久,每次外衣换一下,就又能忽悠得很多人感动到涕泪横流五体投地。
历史上的禁运持续了十年,直到1929年北洋政府被南京政府取代时,当时各派系军队缩装备的军火,供应国第一名变成了德国(36%),日本下滑到第二位还有32%的份额,其余份额为俄英法捷克挪威意大利等国瓜分。
话说回来,当时的美国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军火和好莱坞还不是美国的主要出口产品,美元也还不是全球货币,各种规则还不是他来制订和维系。而他提议通过军火禁运解决内战问题却也不是理想主义,帮助德国开辟中国市场积蓄实力消耗英法是暗地里不能说的那个目的。
至于德国,在一战后他们是极其郁闷的,这场莫名其妙开始又莫名其妙结束的战争,德国是在主力军队并未遭受重创的情况下,是在自己本土尚未遭到进犯的情况下,甚至是在别国土地上,宣布了停战的协议。原本德国以为停战协议应该是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倡议,但谁知道英法日这三个流氓矢口否认,说他们从未同意过美国的威尔逊主张,然后就是对德国极其苛刻附带屈辱的《凡尔赛和约》。
(三)
在《凡尔赛和约》基本确定尚未签署的时候,英国谈判团中一名财政部代表辞职,然后这位有先知先觉的大咖携家带口从欧洲去了美国,三个月之后,这位代表写了一篇著名的小册子《和约的经纪后果》,这位大咖当然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
在那本小册子里,凯恩斯指出“战后赔款本来应该是他们(战胜国领导人)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议题,而他们把赔款作为一个神学问题、政治议题和选举手段来解决,他们从各种角度来看待这一议题,但是恰恰漏掉了他们所掌握的各国经济未来这一角度”。
凯恩斯分析道,德国支付赔款的能力从哪里来呢?首先它对外支付自己的货币肯定没人要,因为德国自身难保情况下,它发行的货币没啥公信力,那么它只能对外支付硬通货,而要获得足够的硬通货,只有通过大规模对外出口才能实现。
那么问题是,大规模出口挤占的是谁的市场呢?毫无疑问是同为工业国的战胜国们,这无疑意味着德国的赔款支付能力越强,战胜国受到的市场冲击就越强,那么假以时日,德国赔款支付完毕之日,就是战胜国灭顶之时。
面对这种可怕的前景,战胜国就只能寄希望于德国没有出口能力,但那样的话战胜国又不可能获得赔款,于是乎巨额赔款的要求就只剩下了羞辱,只是为德国强大起来之后实施报复埋下一个伏笔。
话说,对于这个小册子,英法美方面也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担心,所以他们的选择是祸水东引,由美国提议英法不顾日本反对而强行同意的这个对华军火禁运,以及1929年默许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向中国出口军火物资和工业品,就是希望能够让德国必然要冲击的市场,变成距离他们较远的远东市场,这样受冲击比较大的是日本,死道友不死贫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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