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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田大着胆子说了织布作坊之事后,马上得到不少乡官的附和,这倒让陈田大大松了口气,看来也不止自己有这样的问题啊。
说起苏褔省的纺织手工业,就不得不提著名的江南三织造。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的历史可以上朔到明代。
明代官府经营的丝织染业,督管此业的职官亦称织造,明朝又直接以内官监督官局织造,称织造太监。明在南京、苏州、杭州三处设局织造宫廷应用的丝织品。
清初仍旧,顺治五年,清廷改由户部派员管理江南织造。十三年,仍归内十三衙门(宦官机构)派人,每年更换。康熙二年,改由内务府派官久任。康熙时,织造有以密折报告各地情况的任务。雍正初曾继续执行,雍正十三年废。
明代织造按经营管理体制,可分朝廷官局和地方官局。朝廷官局包括:设在南京的内织染局,又名南局,隶工部,料造进宫各色绢布;设在北京的外织染局,即工部织染所,以染练绢布为主;另在南京设有神帛堂(隶司礼监)和留京供应机房,前者专造神帛,后者备不时织造。地方官局为分设在浙江、南直隶等八省直各府州的二十二处织染局,嘉靖七年后约为四省直十九处。各地方织染局岁造段匹(包括纻丝、罗、绢等)的原料为本府州民间交纳的税丝;经费多出自里甲丁田税银。明代官局织造虽遍及各省,但其搜刮重心是江南地区。朝廷官局大半只从事织品染练,而皇帝所用赏赐各项段匹,主要由苏州、杭州等府地方织染局分别造解。岁造段匹虽有定额,但常在额造之外添派,且往往增造坐派远较常额为大。明代又以太监督管织造。最初督造上供段匹,后发展为兼管地方织局的岁造。这些人凭借威权,搜劫不已,奸弊日滋。
织造主要建立在各地染织手工业者无偿劳动的基础之上,一般采取局织形式,集中生产。这些供役工匠通过匠籍制度强制征发而来,并以不同的劳役形式编入各地织染局。两京织染局使用的工匠以住坐人匠为主;苏、杭等府地方织染局则以存留匠为主,属于轮班匠之类。有明一代官营织造迭经演变,苏、杭织造曾因诏令停止织造而间行间止。
各织染局的生产经营方式也有过多次变化。变化内容主要围绕局织、市买和领织三种形式交替实行。市买和领织通常是在局织产量不足或停顿的情况下,官局用以搜括岁解段匹的补充手段。
到明代后期。江南苏、杭地区由于官局织造日趋衰落,私人手工机户包揽领织的生产有较大发展,领织成为官府对民间丝织业进行控制和掠夺的主要方式。
满清入关之后,清廷沿袭明制,设了江宁、杭州、苏州三处织造署。因江宁织造多由皇帝亲信的八旗人内务府大臣担任,称为“江宁织造部院”。其地位仅次于两江总督。更受皇帝的信任,能直接向清政府提供江南地区的各种情报,所以权势显赫。在清朝,南京、苏州、杭州地区的丝织业有着长期而优秀的传统,当时仅江宁一处就拥有织机3万多台,男女工人5万左右。依靠丝织业为生的居民达20多万人,年产值达白银1200万两。
江宁织造在太平军攻克南京之后毁于战火,大量的纺织人口流亡苏杭,而苏杭地区本就是四大丝绸古都之一。可以说受困于洋布冲击下的纺织人口不下七十万,传统的手工丝织业已经到了必须另寻出路的地步了。
若是在后世,手工的丝织品那时非常时尚而且昂贵的,但在这个时代,打破手工业传统的却是成本和数量。在蒸汽机和珍妮纺纱机出现后,欧洲靠着工业生产的力量,把纺织业带入了全新的时代,机器代替手工极大的降低了生产成本,数量呈几何级数上翻,而且质量有时候还优于手工纺织业,因此洋纱、洋布对苏杭传统纺织业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上海开埠以来,苏杭传统纺织业已经没落,就连富商大家都对舶来品趋之若鹜,一句话洋货就是比土货好。而太平军攻下苏杭后,废除满清的设卡厘金、关税等内陆苛捐杂税后,虽然极大的鼓舞了工商业流通,但也成为压倒苏杭传统纺织业最后一根稻草,带着时代变革阵痛的矛盾自然不可避免的爆发出来。
不过苏杭乡村手工业也有曾今辉煌的时候,在鸦片战争之前,因为手工土布的质量好,中国农村土布输出到英国,数量仍超过英国输入中国的洋布。同时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禁止民间穿用和仿造纺织精品,实行技术垄断,又有阻碍技术普及的消极作用,以致有些纺织绝技常常失传。加上苏杭纺织手工业分布的零散,难以形成合力对抗洋布,是以民间纺织业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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