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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突然间成了大明王朝最惹人注意的人。

这位老实巴交的江苏农民,平日里总受当地县吏顾英的迫害。据说这个顾英不只是迫害陈寿六一个人,而是“害民甚众”。忍无可忍的陈寿六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顾英绑起来,手持皇帝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大诰》,来到京城告御状。朱元璋很欣赏陈寿六的行为,赏给他二十锭银钞,又赐给三人各两件衣服,还免除了陈寿六三年的“杂泛差役”。然后,皇帝下达谕旨,将此事通报全国,予以表彰。

在表彰诏书里,朱元璋说:如果有人敢罗织罪名,搬弄是非,扰害陈寿六,我就将他族诛!当然,如果陈寿六自己仗恃着我的名头而横行不法,为非乡里,也同样罪不容赦;但是,陈寿六若有过失,地方官员无权作出决断,必须将他召到京城,由我亲自审理。末了,朱元璋感慨万千地说道:“其陈寿六其不伟欤!”

于是,陈寿六一下子就成了全国数千万农民的光辉榜样,成了直接归朱元璋领导的御用农民。

陈寿六的故事,只是洪武年间上千万类似案例中较为突出的一例而已。洪武十九年,在前往南京城的各条驿道上,几乎时时刻刻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百姓们三五成群,或者百十为伍,带着干粮,押着几个手脚绑得结结实实的富豪或者胥吏,或步行或驾着破驴车匆匆赶路。遇到关口有官员盘查,他们就会从怀里掏出一至四本金黄色封皮的小册子。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官员们见到这些小册子,会立刻收起威风,点头哈腰。恭请这些大爷们赶快过关。

这是因为,在洪武十八年颁布的《大诰》里,有这样一条新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的吏员,赋闲的吏员,以及城市、乡村中那些老奸巨猾的顽民。若胆敢操纵词讼、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结官府,危害州里,允许当地的贤良方正、豪杰之士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如有人胆敢中途邀截,则枭首示众!各处关津、渡口。也不得阻挡。”

在此之前,泱泱大国上千年的历史里,给百姓们捉拿污吏权力的政策还从来都没有过。朱元璋的这一规定,可谓是石破天惊。

关于这一新政策,朱元璋还有不少补充条款。譬如:他担心百姓们抓污吏上京,当局会拒绝给他们“路引”。所以,《大诰二编》有规定,百姓们没带路引出门,将治地方当局以重罪—又补充说:凡是进京上访或者是抓污吏上京的百姓,“虽无文引,同行人众,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只要各处关口要津查问清楚是入京的,即刻放行,不得阻拦,否则一律杀头!

朱元璋不只看到了贪吏这一面,同时也注意到了官员。所以他还补充道:“各地方的廉洁官员,能够为百姓造福的,当地百姓肯定知道。这些清官、好官,如果被恶人中伤诬告。栽赃陷害,朝廷一时失察,朕允许当地百姓,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上千人,岁末的时候一起到京城来找我,向我当面详细奏报。朕必然做到为善者嘉奖,为恶者严惩。”

最后,朱元璋说,如果天下百姓们肯按照朕的话去做,一个幸福美满的新时代就触手可及了,“即岁天下太平矣”!

在颁布这些破天荒的新制度以前,朱元璋已经采取了许多霹雳手段来惩治这个帝国泛滥成灾的贪污**。大批大批的官员们都倒在了他雷厉风行的肃贪风暴之中,被逼无奈,他甚至又动用了剥皮实草的酷刑。

但效果看起来似乎不怎么样,贪风依旧炽烈。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是“前尸未移,后尸继之”。《大诰》里这些破天荒的新制度,正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很显然,朱元璋已经对从体制内根治贪腐丧失了信心,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了无人敢于尝试的前无古人的“群众运动”上面。

古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更何况是赋予了他们“造反”的权力。朱元璋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和他早年艰辛的颠沛流离有些关系。他曾在登基之后写诗回忆了那段惨痛的人生经历。在诗里,他如此描述:“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而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侠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那些栖身于古寺、荒野,饥肠辘辘,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必然在他心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许多个前路茫茫的深夜,巨大的无助感紧紧地咬啮着他,对生存的恐惧像毒蛇一样在他心里嘶嘶地吐着舌头,这个时候,他总不免会想起自己伶仃一人,想起那些阴阳殊途的亲人。许多个漆黑死寂的夜晚,朱元璋肯定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过自己命运如此多舛的终极密码,而最终的思路,也总不免定格在那几个字:暴政、贪腐……

历代王朝开国前几十年,留在史书里的形象基本都大同小异:政治清明,官员廉洁,百姓富足。几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大治”都发生在这个时间段上,譬如文景之治、太康之治,再譬如开皇之治、贞观之治。然而,朱元璋的洪武时代似乎成了一个例外。几十年漫长的战乱之后,大局初定的洪武年间,似乎遍地都是贪官。这当然不是因为洪武时代道德陡然坠落到历史的谷底,开皇、贞观年间的世风,与洪武年间的世风并无多大区别,只不过对于贪污**,朱元璋的容忍度要远远低于隋文帝或者唐太宗。因为他是一个真正来自社会底层的皇帝,而且许多年里一直都是贪腐和暴政的直接受害者。

但仅仅如此理解“朱元璋发动群众反贪”,仍然远远不够。因为“朱元璋发动群众反贪”,其实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表述。在是否发动群众去反贪这个问题上。朱元璋一直都主张官、吏区别对待。

朱元璋说:“如果官吏们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上访。同样,如果官吏们治理有方,也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奏报朕。且须集体上京,不许三五人、十余人单独上奏。”可见,官员与胥吏仍然被混淆在一起,群众们也还没有被赋予特别的权力。

但是自从常熟农民陈寿六出现之后,朱元璋第一次明确地“发动群众反贪”,同时也明确限定了反贪的对象:“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主要针对的是胥吏,官员们并没有包括在内。

简而言之,发动群众“造反”的范围,只限于“污吏”;对于“贪官”,群众则没有捉拿的权力。只能“上访”,然后由朱元璋来惩治他们。

大明如今的各个衙门内,都健全了“三班六房”的建制。所谓“三班”,即负责缉捕罪犯、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等职务的快、皂、壮三班;所谓“六房”,则是与国家六部相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三班里设有衙役,六房则由胥吏负责。三班六房里的工作人员都不属于官员。

朱元璋说得很清楚,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百姓们。可以“旁入公门”,从小门冲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的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至于官员,百姓们则是无权抓捕的。当然,朱元璋也给百姓们吃了颗定心丸,他说,如果官员们试图阻止百姓们抓污吏,我就族诛他们。

朱元璋是很明白的,如果百姓们真的可以随随便便冲入衙门,把正在办公的官员们五花大绑扭送京城。他的帝国也必然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摧毁官僚体系之后,仅凭个人威信,是不可能治理得了这个庞大的农业帝国的。这种史无前例而且后果难以预料的事情,生性审慎、保守、厌恶风险的朱元璋,是不会去做的。所以。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反贪运动”有了一条分明的界限:只许抓污吏,不许抓贪官。

在一个帝制国家里,维护官僚集团在群众中的威信,仍然是必需的。

对待贪官与污吏的这种态度分歧,其实正影射了朱元璋脑海里关于新王朝的设计蓝图。他不止一次在诏书里反复强调,希望帝国能够恢复“三代古圣哲”时候的气象,希望能够重兴孔孟之道。蒙元时代的传统,一直都是重胥吏而轻官员,在儒家知识分子们看来,这恰恰正是对“三代之治”的彻底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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