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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从前唐时的国教,为何会被一个外来宗教挤兑的抬不起头,这件事就要从道家的起源开始说起了。
皇帝朱标召见了正一教的现任掌教张宇初,这个才四十九岁的掌教,马上风尘仆仆的奉召由龙虎山赶来。
张宇初洪武十年继任为正一教的第四十三代掌教,洪武十三年敕受“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总领天下道教事。能受到皇帝的私下接见,张宇初有些受宠若惊,听到皇上的问题,当然是口若悬河了。
道教以“道”名教,或言老庄学说,或言内外修炼,或言符箓方术,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派生,即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社会人生都应法“道”而行,最后回归自然。具体而言,是从“天”、“地”、“人”、“鬼”四个方面展开教义系统的。
佛道之争最早见于汉朝,迦摄摩腾与诸道士论难;三国时代,曹植作‘辩道论’批难神仙说之诈妄;西晋时,帛远与道士王浮间亦有佛道之争,王浮乃作《老子化胡经》,然争论之白热化则在南北朝以后,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开创新天师道,并使之国教化,确立道教之正统;南朝陆修静、梁之陶弘景对教学整备及道教经典整理予以体系化,对社会之影响亦相对增加,而足以与佛教相抗衡,其论争焦点系以‘夷夏论’为中心,争论舍华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狄之教(佛教)之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道士顾欢著《夷夏论》,引致明僧绍著《正二教论》、慧通著《驳顾道士夷夏论》以辟谣,又有张融著《门律》,主张道佛一致。而以道教为本,佛教为迹,提倡本迹说,然就二者优劣而言。主张道教居优位。
然于北朝。佛道之抗争不仅为双方之论争而已,更加上当权者的政策压迫。此即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中,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之摧残佛教。
三武灭佛即指:第一,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谦之清静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怂恿。乃下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第二,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于天下,听信道士张宾与元嵩之言,决心灭佛。第三,唐武宗宠信道士赵归真。拆佛寺四千六百余所,迫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还俗,收充两税户。为佛教的大浩劫。
一直到了宋朝结束,都是道家领先。但是佛教凭着普世性顽强的坚持下来,宣扬一切众生,都可以简单的方式从中求取寄托,适合所有信众,尤其是各种意义上的弱势人群,妇女、老人、残疾者等等,都无须特别的资财、时间就可以从中得到安慰。
用此来走民间路线,得到了本来就家无余财的百姓大力支持,从而让历朝各代不能下决心将其禁绝。
而道教的修炼,则很大程度上依靠一定的时间和物质条件,也更近于“术”,这就使它适合的范围小于佛教。只适合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因此虽然一直排在佛教之前,却因为起步太高,收到了士大夫和官员们的支持,也得到了执政者的支持,但就是形不成规模。
一直到宋朝灭亡,基本上就没有再起过很大的冲突,可是一切都随着蒙元的入侵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一个皇帝朱标清楚的不能再清楚的名字出现了,那就是另一个时空中,金大侠笔下的长春真人丘处机。
丘处机自号“长春子”,曾拜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为师,是著名的“全真七子”之一。后来成为全真教第五任掌门。外人尊称“长春真人”。
年届七旬的丘处机鹤发童颜、碧眼方瞳,外界纷纷传说他精通“长生不老之术”和“治天下之术”。这些传言也传到了率军西征花剌子模国的成吉思汗耳朵里。
此时的成吉思汗已是耳顺之年,感到精力日衰、老之将至,身边人又向他进言:丘处机行年三百余岁,肯定有长生之术。这样的神仙应该赶紧请来。于是,嘉定十二年,成吉思汗写下一封言词谦虚、恳切的诏书,派刘仲禄前去邀请丘处机。
起初,接到诏书的长春真人颇感为难,全真教一向主张清心寡欲、清静无为,不希望与乱世的政治有任何瓜葛。但是长春真人想到借机为民请命,劝蒙古人少杀无辜。也是为了全真教的发展,最终决定应诏。
嘉定十五年初夏,长春真人终于到达了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见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丘处机果真是仙风道骨,十分高兴,便开门见山地向他讨要长生之术和长生不老药。丘处机显然早有心理准备,他说:“世界上只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短命之人皆因“不懂卫生之道。”而卫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即“一要清除杂念,二要减少私欲,三要保持心地宁静。”
在后来二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长春真人还不断以身边小事来劝诫成吉思汗。一次,成吉思汗打猎射杀一只野猪时突然马失前蹄,可野猪却不敢扑向成吉思汗。事后,长春真人便入谏说:“上天有好生之德,陛下现在圣寿已高,应该少出去打猎。坠马,正是上天告诫陛下。而野猪不敢靠近,是上天在保护着陛下。”成吉思汗对此十分信服,告诉左右人说:“只要是神仙的劝告,以后都照做。” 成吉思汗过桥时,桥一下子被雷劈断了。长春真人便说,这是上天在警告不孝顺父母的蒙古人。于是,成吉思汗就诏告国人,听从神仙的指示,要尽孝道。长春真人还多次劝导成吉思汗,治理天下之术以“敬天爱民”为本,应该体恤百姓疾苦,保护黎民生命。
长春真人最后完全得到成吉思汗的认可,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古蛮夷对汉人的残酷杀戮。
嘉定十六年春,在成吉思汗身边呆了一个年头。由于思念故土。长春真人决定东归。成吉思汗赐给他许多金银财宝,却遭到谢绝。于是,成吉思汗下诏免除全真教徒的赋税,并命燕京行省将原金朝的御花园赏给全真教建造宫观。
由于成吉思汗的大力支持。引起了佛教的嫉妒不满。但是成吉思汗在位的时间,有了成吉思汗的支持。全真教的积极行动起来,救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触动了不少当时的佛教或者是蒙古贵族的利益,这股力量在成吉思汗在位的时候还显示不出来。但是蒙哥即位以后,佛教已经深得蒙古权贵的尊宠,有了官方的支持,佛教徒放手反击。这时候,少林寺的一位长老裕公首先发难,向官府举报道教伪造《老子化胡经》,蒙哥再次不由分说。将佛道两家的领袖人物一齐召到和林城,要他们当面对质,辩论是非。
在和林的万安宫,佛教向全真教徒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最要害的一项,就是指责全真教大肆宣扬的《老子化胡经》,指责该经杜撰了老子西出关,到了印度,最终成了释迦牟尼老师的故事,由此认为三教之中,道教最大。但是这种表现出来的中原地区的文化优越感,恰恰是蒙古人所忌讳的,“化胡”两个字让全真教的教领们百口莫辩,一败涂地。
宝佑六年,当时的蒙古大汗蒙哥又委托忽必烈主持了一次僧道论辩。忽必烈再次出面,召集两教人士进行大辩论,两教各出精英共五百余人,汇聚到当时的王府开平城,儒家方面也出动领袖人物作为中间人,仲裁两家的胜负,一时内蒙古大草原上汇聚了大量的宗教学者。
但是此次大辩论,在忽必烈的可以维护下,全真教又一次大败。全真教至此遭遇重创,道教经典被焚毁,五百多处道观被勒令交给佛教徒进驻,参加这次辩论的十七名全真教领袖人物,被强行押往寺院,剃发为僧,分头监禁,并发布文告:“其落发道士,遍散诸寺,无一逃失,若去了者,与贼同罪”。像管贼一样“监督修行”,全真教从此一蹶不振。
全真教的落败,标志着道教的全面溃败,正一教虽然在南方受到的影响小了一些,但是也被佛教压的抬不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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