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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身为省委书记,那些有决定权的事情哪样你没参与。从组织上讲,你才是拍板的那个人。到这会儿你想起省长负责政务了?你拉了那群人瞎决定的时候我不过是党委里面的一票,只是一票。”韦秀山也反唇相讥。
“你该添的时候我难道没让你提案么?”司马平也毫不示弱。
“你只是和你那帮人商量,实在是绕不过我这边的时候才不得不听听我的意见。能绕过我这边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真的把我的提案放在眼里……”
以前两人若是吵起来,自然没有能够对他们之间是非做出判断的人。现在不同了,韦泽都督在这里主持公道,两人自然没了顾及。
韦泽静静的听着两人的争执,心里面盘算着怎么解决。其实这就是个党政关系问题。理论上省委书记是一把手,省长是二把手。可实际上执行的时候就有个凸显的矛盾,省长作为行政第一人,职权范围上就是行政大拿。这就跟军队里面一样,政委负责的是政治工作,对军事主官有很大的权力,却不能干涉军事主官的决断。除非是制定计划的时候召开党委会议,那时候才能在党委会议上作出要求军事主官服从的计划。
但是光复军的政委们都有相当的军事素养,这个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外行指挥内行。很多政委都是军事主官升上来的。单论作战指挥能力,政委们未必就比军事主官差。那些资历比较深的政委们往往能够有超过军事主官的实战能力。所以尊重政委的意见在光复军里面并不稀奇,甚至是很容易就被贯彻的制度。
可是到了行政上,这种制度就有些问题了。第一个问题自然是书记和行政官员的地位和职责。军队里面政委也是要冲锋陷阵的,特别是关键的时刻,党员和团员组织攻坚部队的时候,带队的是政委。这种生死考验之下,人和人的关系很单纯。大家要么成为能够放心的把自己的背部交给对方的生死之交,要么就互相拖累的一起去死。
党政党委就不是这回事,决定众多问题也不会导致谁去死。职权重叠和因为这种重叠导致的冲突就在所难免。官大一级压死人,在战场上还有个战后军事盘点的问题。可党政单位,想不出事情混日子容易得很。不管是司马平或者韦秀山都指责对方对工作消极。就算是两人都没说错,可山西也照样太平。治理天下最麻烦的就在于此。不出事情的时候就是很难让制度又听话又跑得快。
韦泽稍稍走了走神,却被韦秀山的话给拖回了这场争论。“你就根本不重视基层的态度,我最近半年来一直在走基层,基层同志对于现在的情况并不满意。那些煤矿的好处都被……被有职务的同志控制了,基层同志什么都没得到……”
“你胡说什么!这又不是坐地分赃的山大王,基层怎么都没得到了?难道盖住房的钱是天上掉的?”司马平气的脸通红,已经是大声嚷嚷道。
韦泽看着两人如同斗鸡般的表情,突然心里面生出一种冲动,是不是干脆把两个人都给撤了再说。这种撕扯战实在是毫无意义,扯到最后也没抓住问题关键么。
想可以这么想,韦泽知道自己也只能想想。把这两位撤掉之后换上来的人就一定能比这两人更能干,更有经验么?这个可不能保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直觉来说,百年的大树更加有价值,而百岁的人么?且不说人能不能活到一百岁,即便活到了那个年纪,真的不用指望百岁老人还真能发挥出什么能力来。这不是玄幻小说,百年功力所向无敌。现实中的人类身体和脑力可真的没有那么惊世骇俗。除了靠一代代的积累,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从这些更优秀的人才里面选拔出更优秀的人才。这才是百年树人的真正所指。
所以一个普及教育的社会,一个向所有人民都开放的体系才能长盛不衰。满清被欧美打得满地找牙,不是因为欧美国家的道德更好,而是欧美能够培养出更多人才,并且向这些人才提供更多升迁的机会。所以韦泽可以有情绪,却不能情绪化的解决问题。
“先不说这个。”韦泽终于开口说道。他一发话,两人都立刻听韦泽说话。
“我说过很多次,必须有制度。如果没有制度,只是在这里对喷别人是坏人,别说喷几天,就是喷上几年也没用。山西有矛盾,我现在知道了。如果你们想让我解决,我能解决的办法大概就是把你们两个都撤了。让后派人来调查你们,看看你们的工作都有什么问题,都有什么成绩。经过一番仔细评定,最后才能做出个判断出来。”韦泽不想激化矛盾,所以就把他能采取的办法给抛了出来。
这个办法把两人吓了一跳,他们都希望干掉对方,而不是同归于尽。不过都督现在发言了,不管两人多么害怕,他们都不敢立刻打断。于是两人只能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听韦泽继续说下去。
韦泽继续说道:“我想你们两位同志都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山西的工作就按照制度来办,任何一件事都要有人负责。咱们搞三定,目的就是为了出事之后不至于一推二六五,谁都插手,都都不承担责任。你们现在要互相指责,我给你们先划个道,按照三定的规则,你们要批评的事情谁有责任?按照这个来说!”
这话一说,两位省级干部都暂时沉默了。他们还真没这么考虑过问题,三定虽然有这个规定,不过山西保守,所以从三定的规矩倒也遵守了。只是双方都有自己的派系,立场对立之下就比较麻烦。
韦秀山盘算着能否找到司马平到底有什么大问题可以被抓住,只要抓住一个就可以给司马平致命一击。可是想了想,他突然发现一件事,原来自己以前居然想错了太多。按照制度,他其实根本不需要向司马平做出那么多让步的。就如半年多前韦秀山借着司马平儿子司马继在南京撒野被拘留才向司马平发难。其实就算是不借用这件事,他本人也完全可以按照现在已经制定的制度来行事。
走访基层,听取意见,然后拿到会议上讨论。得出结论,再去基层和同志们沟通,讲述清楚计划的内容,要点。整个流程就如韦秀山非常满意的关于公检法机关的住房问题一样,整个事情规划顺利,沟通中同志们自然能分辨好坏。虽然累了点,韦秀山发现这些基层同志已经开始对居住在哪些小区有了自己的想法。已经有空房的小区,同志们纷纷完成了搬家的事情。而等待其他小区房子建好的同志就是还在大院居住。
令韦秀山意外的是,当公检法大院作为一个中转节点的时候,内部冲突大大降低。其实这种事情很容易理解,如果大家注定天长地久的住在一起,那些矛盾反倒是无从化解,只会愈演愈烈。当大家把这个大院当做向着更好方向前进的跳板,那短暂矛盾很容易即便没有消失,却不会引发更多问题。甚至只要大院负责这些事情的同志去调解一下,问题就能解决。
从各个角度来看,韦秀山只要能够继续这么干下去,就可以轻松的夺回他的所有权限,把司马平变成一个只能通过党委会议来发表意见的省委书记。如果司马平愿意承担起责任来的话,他当然可以继续发号施令。不过任何一个问题出了事情,韦秀山抓住司马平的痛脚,就能把司马平置于死地。韦秀山其实根本不用采取这么绕远路的做法。
有了这个认知,韦秀山突然觉得自己好傻好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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