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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一开始设立总理衙门时,又在其下设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三口与外通商事务。
另外,道光二十四年(1844)设立的五口通商大臣(曾驻广州、上海,管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对外通商、交涉事务),1861年也列于总理衙门之下,并逐渐扩大职权,增管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口岸,兼办海防和其他洋务,实际成为南洋通商大臣。
总理衙门主要负责外交事务的执行而非决策,决策的权力主要掌握于皇帝(实际上是两宫太后)以及军机大臣决定,但因为此时负责的恭亲王和文祥都具影响力的军机大臣,因此其提案大多能获通过。
而在1860年代在恭亲王领导下,总理衙门在外交事务的处理上有较多的发挥,包括处理《天津条约》之后的善后事宜等等涉外事务。
吴可跟着桂良在总理衙门好好溜达了一圈,回到衙门正堂的时候,竟然一下子碰到了洋务派两位旗帜性大佬,左宗棠跟李鸿章!
“季高兄你怎么来了?”
吴可很是诧异的问道,不过很快便反应过来一拍脑袋,不无自嘲道:“瞧我这记性,季高兄可是坚定的洋务提倡者,来总理衙门也不希奇!”
“梦臣你怎么也在这里?”
左宗棠好奇的睁大了眼睛,并不高大却给人以强壮印象的身子也快步走了过来,一把抓住吴可的手猛摇了摇。
两人是共事多年的老熟人了,从张亮基还在湖广总督任上便开始共事,然后跟随张亮基一起赴任河南,又同时跑到淮北担任军政要职,一直等到张亮基临危授命担任闽浙总督后才分开。
不过就算如此,他们之间的联系也从没中断过,每月一到两封书信往来已成常态,关系没有因为距离的拉长而又任何冷淡迹象。
吴可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与当时担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保持密切联系,联手对付太平军的小部骚扰。
后来左宗棠改任福建巡抚,两人之间的互动联手才消停下来。而等到吴可调任两广总督,左宗棠跟着升任署理闽浙总督后,两方之间的直接联系又跟着密切起来,在军事,政治,经济,民生以及涉外事务上有许多合作。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福建也是山多水多田地少,是大清劳务输出的主要沿海省份,与各国洋人打交道的机会一点都不比吴可少,在这期间深受欧美列强各种思想观念影响,又直面感受列强船坚炮利的威胁,认为大清已经到了必须革新才能继续延续下去的时候,响应此时突然兴起的洋务风潮成为坚定的洋务派骨干之一,并且还不遗余力劝说吴可想把他也一起拉入洋务派阵营。
当然他受到的限制比吴可要大得多,不说福建早已不复两宋时的繁荣昌盛,单单浙江军权落于湘军之手对他而言就是个不小打击。没了军权就意味着他对浙江的掌握被严重削弱,根本就搞不到多少财政资金支援他的大搞洋务思想。
所以,老左对于吴可能在琼崖发现巨型铁矿,而且不声不响就开始了大搞洋务羡慕不已,这次回京除了规定的述职程序之外,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争取一干洋务派大佬的支持,调动各地富余资源开始他设想中的洋务浪潮。
不得不说,左宗棠在原本历史上能成为同治中兴四大名臣之一,而且还立刻千古流芳的赫赫战功,其胆魄见识都是这时代清人中的佼佼者。
抵达京城这么长时间了,吴可不可能没跟左宗海会过面,会面期间为了将吴可拉上洋务派这艘战船,可没少向吴可兜售他的想法和理念。
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福建想要发展起来不能模仿内陆地区,两宋时期福建的繁荣昌盛已经很好的给后来者指明了道路,想要发展福建唯一可行之路便是大力发展海上航运。
在此列强环侍之时,单一的海上商路很不保险,必须得有一支实力强劲的水师作为保障。
福建此时虽然也有水师,但那战斗力真心不敢恭维,只能沿着海岸线在渔民跟前抖抖威风,跟洋人的军舰一比好似壮汉跟前还没长大的小豆丁,于是他便萌发了在福建搞船政的大胆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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